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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没有绝望的文人(2)

  军长叶挺已被逮捕,不日将押上军事法庭。

  国民党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大肆屠杀在前方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将士。

  “文协”会所里一片沉寂,人们已从对政府、对国民党的失望,转到一种绝望情绪了。

  这时又传来了洪深先生全家服毒自杀的消息。众人为之哗然。洪深在遗书上这样写着:“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

  虽然,洪深先生后来经抢救脱险,这件事却使老舍受到很大刺激。此时此刻,他是那样理解洪深的苦闷,一个正直文人的苦闷,他常常走到悬崖之上,望着滔滔长江,尤自伤叹,前途何在啊?!

  绝望的时候,老舍接到了周恩来先生邀请,来到了曾家岩。

  周恩来瘦了许多,眼睑下涂着一层重重的黑晕。老舍心里很激动,他觉得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说,却一下子不知该从哪儿说起:“我早就想来,好多话憋在肚子里,差点没把人憋闷死。”

  “给您看看这个。”周公递过来一份传单,传单上写着陈毅就任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任副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新四军还在!”老舍感到又兴奋又惊讶。“还在。并且还要再扩大再发展。我们不会因此就放弃了抗日的决心和义务。”

  “共产党真是了不起。”老舍由衷地说。

  今日,周公的话很多,他劝老舍要振作起来,不能灰心。现在的情况,比之在武汉和初来重庆时困难得多,但越在这个时候,“文协”就越要发挥它的作用,它是一面旗帜,只要它在,文艺家们就有信心,就看得到前途希望,就是再苦再难,“文协”也得撑下去。

  “团结作家们,组织他们更好地为抗战服务。另外,切实地做些工作,帮助大家解决生活上的困难。重庆大轰炸以后,物价飞涨,许多人吃不消了,文艺家们本来就清贫的很,我想,应该发动大家捐钱捐物,一是为了抗日,二是可以帮助救济一下有困难的作家、艺术家。您说怎么样?老舍先生。”周恩来望着老舍。

  “您想的很周到,我回去就组织一次捐献活动,您放心,‘文协’的事,我一定尽力维持。”

  “工作要做,也要多保重身体,舒先生。”临分手时,周恩来拉着老舍的手叮嘱。

  “请周先生也多保重身体。”老舍感激地说。

  回到“文协”,老舍想,如今的困难时期,文人们个个都不富裕,如果再挤大家捐献,势必会影响文艺家们的生活,索兴不如卖字。

  他借来了《新蜀报》营业部的房子,刷上了几条标语:“文协出纸,作家出力,请诸公出钱”。

  二月二十八日,《新蜀报》简讯中有:“老舍所作《面子问题》原稿一张,以二元被人购去。”

  三月九日的简讯中又有:此次卖字最多的是郭沫若和老舍。

  从二月二十一始,到三月十一日终的卖字活动,终于收到了一笔还算可观的钱。“文协”把它大部捐给了前线的抗战将士,余下一部分用于救济生活贫困的作家。

  “文协”改选了第三届理事,举行了三周年成立纪念会,并在端午节这天,举行了中国第一届“诗人节”。

  李可染先生首先画了一幅屈原像。郭沫若在屈子的像旁题了词,马思聪为屈子诗《云中君》制了谱,吴晓邦预备了舞蹈“披发行吟”,参加者大都写了诗或散文。自然老舍又成了忙前忙后的大忙人。

  各报都为“诗人节”出了特刊,上面登着诗人们的大作。

  按照“文协”通知,诗人们在会场签到后,便可领到一盖碗沱茶,散到会场中自由攀谈了。经过一段时间压抑的日子,文人们见了面,都在打听着相互的情况。于右任先生来了,对着屈子像便鞠了大躬,起身念着画像右面的题字“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立时拍起巴掌。“好、好、好极了。这也算得做一个诗翁的座右铭了。”

  会场上设了桌子,每桌上都放了些棕子和鲜花蒲艾。老舍先生指着每个桌上的棕子声明:“棕子不多,是份儿心意。我们提倡大家把棕子吃进肚里纪念屈子先生,而不提倡把棕子扔进江里或掉在地上,就现在来说,那等于是对屈老先生的一种大不敬。”

  大家为老舍先生的祝词高兴地鼓起掌来。这几年朋友们看着老舍终日为“文协”操劳,都更加熟悉了他外圆(为人随和,从不轻易得罪人,各种场合都能周旋、照顾的非常得体),内方(从不肯轻易放弃自己主张,敢于坚持正义,啃节上方显出其硬骨头)的性格。

  郭沫若开始讲话了。“端午节相传是纪念屈原的日子,他在这天投了汩罗江……抗战以来,因为民族临到了相当危险的关头,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唤起了莫大的注意了……特别在今年,在许多诗人的倡议下,把这个节日定名为‘诗人节’。”郭沫若说着说着,在他脑海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形像——屈原。

  常任侠朗诵《离骚》了,诗人们为之大震,再见不着前些日子那般垂头丧气。这次聚会振奋了大家的精神,诗人们举起盖碗,以茶代酒,感谢大会的主持人——老舍先生。

  “礼堂小了点,许多诗人住在乡下,没能来成,遗憾的不得了,再就是棕子虽好,却不能管饱。为此,还要向大家致歉。”这便是老舍的闭会辞了。

  老舍向诗人们行礼如仪,严肃而认真。

  打从“诗人节”以后,文人们逐渐地从绝望中延醒过来。这时,老舍和何容都搬到了“作家书屋”,与马宗融、姚蓬子为邻。

  这天,一位《新蜀报》的工友推门进来打问:哪位是老舍先生?老舍应声立起,说:“我就是老舍,您找我有事?”

  “门口有两位先生找您,是请他们进来,还是……”

  

  “我来,我来。”

  老舍已经跨出屋门,走下楼去。

  “唉哟,是常培兄!”老舍急步迎上前去,一把抓住了这儿时的好友“歪毛儿”的手握着。

  罗常培笑着望着眼前这位老朋友,只等他松了手,才转过身来介绍说:“这位和我同来的是梅贻琦,梅先生……”

  “失礼,失礼,久仰梅先生大名,请进屋里谈吧。”

  老舍早就听说过这位清华大学校长梅先生。这年春上时候,罗常培受人之托,请老舍入滇,到西南联大教书,因为“文协”工作缠身,走不脱,老舍便拒绝了。

  这次罗常培和梅贻琦先生到重庆来,耳闻目睹老舍工作情况和身体状况,就建议老舍到昆明走一趟,换一换环境,消暑避瘟,会会朋友。这时老舍也动心想到外面走走了,不过他知道这年头,谁也不富裕,邀请他去也颇为不易,于是他预先声明,除去交通费用和朋友们的友情,不再接受其它任何报酬。他应下了,去昆明走一趟。

  看看已近午时,老舍拉过了姚蓬子,叫上了何容、宗融君,说:“今日我有客自远方来,咱们一起去吃顿饭,我作东。”

  朋友们看老舍盛情,不好拂了他的兴致,便都乐嗬嗬地从命了。为了这顿饭,老舍从济南带出来的皮袍顺溜地进了当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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