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风尘扑扑回到重庆。
北路慰劳团由渝出发后，南起襄樊，北迄五原，东达洛阳，西抵青海，行程一万八千五百里，沿途宣慰军民、快近年根儿了才回到山城。山城生生花园的门口挤满了各界派出的欢迎代表，“文协”也派萧伯青赶来迎接老舍。
“舒先生辛苦了。”伯青看着老舍疲惫的样子，抢上前接过他手中的小包。
“文协有什么情况吗？”老舍关心地问伯青。“家里倒没什么情况，只是有一群嚼舌头根儿的闲人，散布了不少关于您的谣言。”伯青压低了声音，“说您如今跟了共产党，是个赤色分子。”
“这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了，打‘文协’成立那天，不就有人说我赤化了吗？”
“可这回说的有鼻子有眼。”伯青认真地说。“噢？”
“您跑到延安去了？”
“去了。”
“还见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有这么回事。”
“这不全叫人说中了。”
老舍听罢，笑着拍了拍萧伯青的肩头，“如果就是这些事，那到也算不得谣言，任他们说去，不要管它。”
但有些事你不去管它，它却会找上门来管你。“文协”要组织参加南北慰劳团和作家访问团的代表谈观感，张道藩便首先找上门来，他警告老舍：不要谈延安如何如何，以免惹麻烦，因为现在已经有人在告您的恶状。
老舍听出了张道藩的弦外之音，心中气不过，便找到周恩来先生发牢骚。周公听后笑着说：“他们不让你会上讲，可以在会下讲嘛，人多时不让讲，就人少时讲。用不着十分地与他们对抗，要保住‘文协’这块阵地。”
听了周先生的话，老舍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已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在这“陪都”的上空迷漫着一股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东西。这对于一个刚从延安那样阳光明媚，精神舒畅的地方回来的人，尤其感到难以接受。
老舍只感到那压抑、滞重的氛围，却无法知道一场空前的政治阴谋正悄悄地袭来。
一月，“文协”发起保障作家生活运动，呼吁提高稿费，保证版税等。
《新蜀报》、《新华日报》首先发表文章表示支持。三月，与戏剧家宋之的合作的话剧《国家至上》发表。
四月，“文协”举行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老舍报告了一年会务情况。在老舍的积极推动下，“文艺作家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成立。
六月十日，屈原忌日，“文协”举办诗歌晚会，有人建议，把每年的端午节定为“诗人节”。
六月十二日，临江门“文协”会所被敌机轰炸，楼顶被掀掉了，墙上布满了弹坑，墙角塌了。所幸的是并没炸伤人。
老舍又奔忙着四处寻找新的会所。因为如今会员们都把“文协”当做了家。会所已不光是开个会，办个公，收发信件的地方了。而更担负起“招待所”“旅店”的重任。过往会员，无力负担房租或是找不到房子的会员，都要寻到“文协”，暂住在会所里，而现在“家”没了，怎么行？奔波的结果是，“文协”又在南温泉租下两间房子，落了脚。
没多久，林语堂先生出国，把在北碚的房子留给了“文协”，而老舍这时又为“文协”在市内张家花园六十五号租到一处房了。这样文协的会员们便都找到了暂时安身的地方。
这时战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第十八集团军以一百零五个团的兵力对日寇发动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重创了日军。伤了筋骨的日本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想在短期内结束战争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便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战略方针。
正面战场的战势趋于相对稳定了，国民党便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许许多多令人不安的消息像蝗虫似地飞到了重庆……
一天，萧伯青突然跑来，一进门压低了嗓子说：“舒先生，我们的人让稽查处抓走了。”
“谁？”
“方殷、魏猛克。”
“那还站着干什么，走吧。”老舍从墙角拿起雨伞，推门就要往外走。“舒先生……”伯青为难地看着阴雨霏霏的天气，欲言又止。“没问题的。”
老舍拉着萧伯青走进细雨之中。
老舍“撑”起了“文协”，却垮了自己。几张医生的诊断都明白无误的写着：缺乏营养。他不以为然，但终究医生是对的，那些迹像一点点逼来了，头晕，耳鸣，眼发黑，心悸。这些情况，萧伯青最了解，因此，也就最担心老舍的身体。记不清跑了几天，人托到了，保具结了，方殷，魏猛克被放出来了。萧伯青陪着疲惫的老舍回家。他努力想睁大眼睛，把一脸的倦容赶走，他最不乐意叫人看见自己一副困顿无神的样子，可现在，他连笑的劲都没了。
“您太累了。”
“嗯？”他似乎没听见。
“熬了好几天了，真不容易。”
“嗯。”不知道他嗯的什么？
“舒先生，他们为什么叫稽查处抓进去，您也不问问，就四处张罗救他们？”伯青好象在明知故问。
“我不问。”虽然，这句话说得不够那么响亮，却是那样地深沉坚定。“可我还是要问一句。”老舍站住了。
“问一句什么？”
“他们为什么总是这样抓人？”望着嘉陵江，老舍忿忿地说，两眼像是喷着一团火。
终于，他被医生判定是“贫血症”了。无论是医生，朋友，同事都不再顺着地的话说了，脸板起来了，话严肃起来了，“回北碚，好好养养。”
好像同出一口，老舍再也无法在重庆市里待下去了。12月的27日，他开完理事会议，28日又苦撑着参加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召开的文艺演讲会，发了一通言，才恋恋不舍地回到乡下。过新年了。
没有亲人，没有家的新年。清寒的小屋，一壶水酒，一碟花生，一碟豆干。朋友们来了，驱走了孤寂和寒冷。喝罢，同是有家不能归的人，什么也甭想，就想酒，这东西好啊，能让人把一切一切都忘得个干干净净。
夜阑人静，朋友们扶着搀着，跌跌撞撞地走了，孤寂和寒冷又回到了身旁。酒，没让他忘掉这一切，反而使他把一切记得更真更明。
新年——亲人——国耻——病中——酒……醉眼迷离中，老舍写道：
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外又新年；
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芦沟桥北边！
一九四〇年在惶惶不安中过去了。一九四一年，抗战的第四个年头了。
战时的“碚都”刚刚结束了繁闹的夜生活，在纸醉金迷的喧闹中平静下来，晨曦便被雾裹绕着，爬出了地平线。江，随之醒来，船儿动了，江上的船，山上的工厂一齐扯响了汽笛，刚刚沉寂下来的山城又沸腾了。
一双小脚轻捷地踏在青石板路上，三拐两拐便停在一处房子前。一个小报童回过头四下里看一眼，熟练地在门缝下面塞进一份报纸。
当许多人还沉在梦里，这样一些小报童便把当天的《新华日报》送到了一个个读者的手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们采用这种特殊办法，保证一些重要的进步人士看到《新华日报》。这天清晨，老舍象往日一样，从门缝下捡起报纸，打开它，随便浏览着，翻到第三版，就在《德军云集荷境》的消息下面，是一处开天窗后用木刻制版补上的诗：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周恩来
再往第二版上一看，也有一块同样的“天窗”：
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
中华民国卅年一月十七日周恩来（印）
老舍预感到事情的严重了。他急切地赶到张家花园“文协”会所，各种各样消息已纷沓而来。
军事委员会已撤销新四军番号。新四军已被宣布为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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