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不断有朋友来信，劝老舍出来走走，不要总闷在一处。老舍心里也开始有些活络了。虽说山东算得上是“圣人”之乡，文明古邦。可现在毕竟有些与世隔绝之感。老舍觉得齐鲁大学这“世外桃园”也是有些憋闷了。
提起写作，总是嚼些今儿看着不觉新，多少年后再看也不觉老的玩意儿，老舍也感到了一丝腻味，山东以外究竟怎样了？被视为中国文学艺术心脏的上海，现如今又是怎么个模样？老舍不是那种守着一个地方认死理的主儿，他也有心出去活动活动了。
老舍放下朋友的信，又发愁地看着桌上的稿子，牛天赐念不好“人之初，性本善”，念走了嘴，成了“人之初，狗咬猪”。
打三月份开始“侍弄”牛天赐，稀稀拉位，一天满共写不了千字，眼见着天气又热起来了。老舍觉着东洋鬼子和一切敌人都算不得可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嘛。唯有这热有些可怕，您不知找谁玩命儿去，又难于解脱，虽然中国的三大火炉排上了武汉、长沙、南京，轮不到济南的份，但尝过些苦头的老舍，对这泉城的酷热也还真有几分畏惧呢。
老舍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宝贝女儿小济，她倒不怕热呢，正在床头大睡哩。老舍喜欢孩子，写完《小坡的生日》，他曾很认真地总结过写这篇东西的心得，他爱孩子。而孩子最叫人喜欢的地方，莫不过是天真。小玲儿，小坡，当然还有宝贝小济和这躺在桌上的牛天赐，都是这位写家心爱的“作品”，为了孩子，老舍什么都舍得，都豁得出去，可现在“牛天赐”还在这儿“躺着”呢，还不能和那些已完成的作品那样，走向社会，向着“亲人”们欢笑着，诉说着。
因为还要编辑《齐大月刊》，倘若每期不去写些东西，老舍就要抽空翻译一些什么。比如：《文学中理智的价值》、《文学与作家》，这也费去了很多精力，更不要说还得把心思放在教课上了。而近一年来，他又凭空添了不少“社会工作”。他常要被许多校外团体请去演讲，他那令人常常捧腹大笑的演讲，四处受到欢迎，可这些活动却使老舍感到很沉重。他渐渐认清了一个问题：
不排除那些戛七马八的干扰，就很难写出好作品来，做写家不彻底专业化，永远只是个混事由的，就是赶寸了劲儿，写出点象回事儿的玩意儿，也会缺胳膊少腿……
想到这儿，老舍暗下决心，不能再维持这种状况了。
六月二十九日，老舍正式向齐鲁大学校方递上了辞呈，校方在放暑假之前，同意了文学院这位雄心大志的副教授的辞职。老舍回到家，心里轻松了许多，翻了翻《牛天赐传》的稿子，心里一算计，打从二月份开始动手写，到今天近一百天了，只不过才写了二万多字，于是老舍埋下头来，安心对付“牛天赐”了。
老舍辞去教职的消息不径而走，文学界不少朋友称赞老舍有魄力，终究要成大气候。
而教育界几个朋友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小说固然可以写，但书还是要教的，于是朋友们便纷纷投书。前者认为：爽性撒开了写，以写为业，照样可以养家糊口。后者的朋友则以为：如果齐鲁大学条件不够好，可以给老舍介绍一个更好的学校，但书还是应该教。
每天这些信都送到太太手里，她把这些信分类放好，等着老舍自己拿主意。但现在还不行。她知道老舍眼下正全力顾着“牛天赐”，假如现在去给他添乱，那个姓牛的孩子怕是会“死”在半道上了。
七月中旬，老舍已经写了五万多字，他喘了口气，又猫下身于下去了。八月十日，老舍在日记上记下：
“《牛天赐传》写完，匆匆赶出，无一是处。”
太太把一摞信摆在老舍的书桌上，老舍点燃了烟，一封一封默默地看着，直看到吃中饭了。太太仔细地捕捉着他脸上每一个微小的变化，揣测着他的决定，他究竟怎样想呢？
一直到夜阑人静，老舍才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了：
“过几天，滌州和齐铁恨就到南京了，我也想去和他们一块儿到南方走走，是做写家还是教书，我准备出去转转再说吧。”
“我也有这个意思，你应该去走走看看了。孩子还小，我不能和你同去，身体要自己照料好，尤其是你的腰。”
老舍指指墙上挂的长剑，笑着说：“我是文的管肚子，”他拍了拍肚皮，“武的管腰。”
“呜——”
老舍还没站稳，南去的列车便启动了，老舍提着那还是从英国带回来的棕色公文包，推开了一等车厢的门，随着毕恭毕敬的列车员指点，落坐在沙发靠椅上，窗外，扑面而来的是绿油油的青庄稼。
十几年前，他第一次南去，也是第一次坐火车，那时摆在他面前的路是很清楚的：在教育衙门里混事由儿，当科长，当处长，混得好，还许可能再往上爬，路也许会顺顺溜溜，但不知要踩多少人，又误了多少他人子弟，昧了多大的良心……
而如今，已经是三十大几的中年人了，路却是晃晃悠悠，常常拿不准该怎么走了。
车过泰安，他抬头向泰山顶上望了望，前些日子隐居在泰山的冯玉祥将军率领部队跑到察哈尔打了一通日本鬼子，大大地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后来因粮草弹药不足，又没有援兵，好端端的一个局面眼见着又玩完了。冯将军只好又折回泰山。
老舍知道，冯玉样是不甘寂寞的，是会坚决抗战的，总有一天，他会再次出山挥刀跃马，冲锋陷阵，给小日本点儿颜色瞧瞧。
列车过曲阜，走徐州，第二天到了浦口，乘轮渡过长江，白滌州和齐铁恨君早已在江边迎候了。
见面头一句话，老舍笑指着身上的薄薄的大褂，抖落着说：“我这是逃出火罐，又入火炉啊。”
大约都是在北方住惯了的主儿，对于怕热是一致的。但分能早点逃出“火炉”，便一分钟也忍耐不了，他们三人只跑到“中山陵”向先总理致了哀，立马收拾行装，离开石头城，直奔上海了。
他们此行的目的不是游山玩水，只为访亲拜友，所以到车站迎接的人也就很多。有文学界的朋友，也有教育界的朋友，有左派，有右派，自然也会有那号称不左不右，不偏不袒的“中间派”。不过，在当晚“老正兴”举行的洗尘宴上，各派都暂将门户之见弃在一旁，开怀放量“吃老酒”。老舍前几部书的编辑徐调孚特别关心老舍近来有何新作，老舍于是直言相告，《牛天赐传》已完稿，不日，《论语》杂志上就要开始连载。接着，便讲了《牛天赐传》的一些情节，徐调孚拍手称好，惊动了邻座的郑西谛，他回过头来，问：“有什么高兴事？”“舒君”徐调孚指着老舍说：“近日又写了一篇东西，还是那么俏皮，那么幽默。”
“什么内容，什么名字？”西谛问。”
老舍一五一十地把《牛天赐传》叙述了一遍。西谛沉思起来，俄倾，郑西谛问道：“舒先生自己以为《猫城记》怎样？”“不好。勉强把它写完，后来看看，实在糟心，我并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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