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退个五六十年，中国人甭说坐轮船、飞机了，见过火车的主都不多。有钱人出门子，自然有大轿、洋车伺候着，一般穷老百姓可就全凭两条腿了。大姑娘、小媳妇赶上串亲戚、回娘家，能雇上头小毛驴骑着，屁颠儿屁颠儿的，就透着分外光彩了。可舒庆春造化可谓不浅，头二年坐了回火车，这才几年呐，庆春二十五周岁上，楞坐上了飘洋过海的火轮船。你说稀罕不稀罕？可要说头回坐轮船净是看乐享福的事儿，那可就惜了。
这轮船驶高中国大陆还没半天的功夫，就碰上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浪。起先那阵势，也就刚够你晕乎，可后来就不行了。舒庆春看大海的新鲜劲儿还没过，这胃里就像是吃错了药，七肠八肚儿勾着扯着，不一会儿就把吃进去那点零碎倒净了。可胃里并没消停，接茬翻来复去的倒腾，那意思，不把上辈子吃进去那点棒子面呕出来不算完。吐狠了的伙计爬在栏杆边一边骂娘，一边说着：“真挺不住了，死了算了。“但没有一个肯撒手。舒庆春虽役晕的那么厉害，但吐过几回后，初登船那会儿觉出的大海的光彩，大海的魅力，大海所带来的诗情画意全都翻起了泡儿，他纹丝不动地躺在底舱，用手按住不停抽动的老胃，心里默叨着：这一勿赶紧过去吧。
这条火轮船，经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绕亚丁湾，串红海，挨过了苏伊士运河，由地中海过直布罗陀，总算爬进了英吉利海峡，足足实实地绕了一大遭，航行四十天，大不列颠熬到了！
好歹没出什么大事，舒庆春到了英国。踏上了异国的土地，他心里忽然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两个凶神恶煞似地海关小官见了黄种人连眼也懒得抬一下。舒庆春把那硬皮本本的护照递了过去，耐着性子回答两位海关人员不耐烦的提问。那时舒庆春自我褒贬自己说的英文是“既不象英语，也不象德语，细听才听得出——原来是‘华英官话’。那就是说，我很艺术的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词里。如鸡兔之同笼。英国人把我说得一楞一楞的，我可也把他们说得直眨眼；他们说的他们明白，我说的我明白，也就很过得去了。”（《头一天》）
光验护照就折腾了一个钟头的光景，颠来倒去，两个小官总算弄明白了，眼前这个黄种人一不是来大英帝国做工，二不是千里迢迢来“白金汉宫”朝圣，而是专门聘来给英国人当先生的。
一连说了许多个“NO”和“Yes”，总算过了海关的检查。舒庆春明白了，“不”“是的”是一切语言中最简捷的回答。
出了码头，又坐了一段火车，舒庆春总算领略了一下比海关小官的面孔要好看些的大不列颠风光。没长庄稼的土地上生着一片绿汪汪的草，绿色给人一种沁人心田的舒坦劲，抹去了舒庆春心头那股初来乍到的紧张感。
伦敦城不像北京城有条中轴线，南北纵贯全城，把个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故宫、德胜门串成了一趟。可伦敦有条横贯全城、四通八达的泰晤士河，人口上了百万，到处是急匆匆的过往人流。在北京城住惯了的舒庆春，看惯了长袍马褂，四平八稳的八字步。乍一看这急速的人流还真有点眼晕呢。不过还没等舒庆春细咂摸滋味，火车到了一条叫做坎能街的小站，该下车了，他提起自己简单的行装随着人流迈上了站台。来接站的人真不少，车站上“接吻的声音与姿式各有不同。”（《头一天》）
习惯于抱拳作揖的舒庆春这回可看够了“西洋景”，心想，这要是在北京城玩这一手，老百姓还不得像看耍猴的似地围个水泄不通？不过舒庆春还是喜欢英国人那股子一本正经的认真劲，连接吻都不是中国人施礼时那种敷衍了事的神态，他奇怪，这些英国人会为了白玫瑰红玫瑰打上一仗，可面对着“末日审判书”会驯服的一声不吭。
舒庆春傻楞楞地站在月台上，这回他不能随大溜了，因为约好了这里有人接他。虽然在身高六尺的洋人中，庆春显得很不起眼，但他自信自己这张东方人的脸，可以打败其它一切明显特征。开始有人向他打招呼了，来人紧紧握住了庆春的手：“哈啰，舒先生。”“您好，易文思教授”。在燕京旁听时，舒庆春和易文思只不过是个半熟脸，交情只限于见面打招呼。可眼下，易文思这口流利的中文，却使远离家乡的舒庆春一下予觉得近乎了许多。
早在没来英国之前，舒庆春就听说伦敦是个有名的“雾都”。中国人讲：“拨开浓雾见青天”，可据说伦敦是拨开一层雾，又是雾一层，所以落下个“雾都”的名声。不过今天庆春却没有领略到“雾都”的情趣，刚下过雨的伦敦，树上还挂着水珠，白花花的阳光已洒在了还有些潮湿的大道上，楞是一丁点雾都没有。
“舒先生，你给伦敦，给我们带来了阳光。”易文思教授打趣地说。“哪儿啊，赶上寸劲儿了。”庆春也幽他一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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