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庆春的话引起满场轰鸣，他又用他那特有的幽默感赢得了听众。在掌声中，舒庆春又恢复了他那自信，他觉得有些已经流逝的感觉，重又钻进了他的躯体又开始关心起时势，又开始忧国忧民了。
那时的中国时局是什么样的呢？“五四”运动以后，立志救国的仁人志士深感中国人这点思想已不够用了，于是纷纷把眼光转向了海外异邦。都想吸收些“洋佐料”来烧中国这盘菜。吃浑的，吃素的，信马克思的，崇拜蒲鲁东，巴枯宁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暴力革命，不断革命，社会主义，戛七马八的学说，五花八门的主义全溜进来了。天主教徒赶来布道，基督教士跑来讲经。你说：“圣子圣母圣父三位一体”。我说：“信安拉、信夭仙、信经典、信使者、信死后复活和未日审判”。你说，耶稣现在是普天下芸芸众生的皇上，我说，老百姓抱成团就能把所有的皇上打趴下……这些舶来的主义，引进的学说，把中国这颗沉睡了几千年的老树，拧成了一把干柴。无论哪儿吹来一阵风，都有可能烧起来。站在这木柴顶端的是一群准备点火的热肠子青年。他们深感到“百废待兴”极需改革的责任，在一窝风的“引进”“主义”当中，都在潜心寻找一条合乎国情、迅速起火之路。这些攥着各色火种的人们，奋力疾呼，八方联络，一步步把民众的热气哄起来，目的只有一个：烧掉这个旧世界！
这时有个颇有影响的大人物胡适，跳出来开始往这股旋转的热流中渗凉水。说什么，“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
沉淀在社会各层的旧圈子里的残渣，也纷纷冒上来，大肆鼓噪。有些手持火把，但骨子里缺钙的热力份子，开始冷了下来……
这时候，历来有个松脾气的舒庆春，却拿出当时并不太精的英文，翻译了一篇《基督教的大同主义》。这位不信教的弟子，并不深究基督的真谛，而是追寻求天下之大同的主义。那时有个叫《生命》的月刊，见庆春文字不错，竟然也就采用了。这是老舍（舒庆春）最早的一篇译作。
舒庆春一边热切地注视着时局，一边全身心地致力于教育。他爱台下这几十张圆股隆咚的小脸，他们常勾赵他对方家胡同小学那些可爱孩子的思念。
学生们也喜欢他们的这位年青风趣的先生，他们始终对先生初未时上的第一节课记忆犹新。
那天庆春身着竹布大衫，登上讲坛，开口便是：“鄙人姓舒、字舍予，为嘛名字这么简单？而不像有些老先生总有个古色古香，曲里拐弯的大号？即然名字如此平浅，人又长成这付人嫌狗不待见的模样，学问自然就不济了……”舒庆春饶有兴味地摸着头上刚长出不久，稀疏的头发，看着台下听得有些发傻的学生。
学生们都笑了，那由于陌生所带来的紧张感，在先生的说笑中顿时全消。“中国有句老话，叫，人不可貌像，海水不可斗量。我这个老师虽然比在座的诸位只多吃几年成盐，但教书这行当已不是什么初学乍练，虽没积下什么宝贵经验，可也不是一肚子屎。兴许能讲些大家没听过，所以爱听的事，这就妥了，常言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的责任是把大伙领进学问这个门坎，今后能否修行成器，那就全仗诸位的个人努力了，这是一星半点差不得的……”学生们一下子被老师生动的语言抓住了，他们感到这位年青的先生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不知不觉一堂课下来，学生和老师都似乎变成了相识多年的知交，所有的夹生感觉都被先生的恢谐话语吹跑了。学生们觉得他们得到了一个爱开玩笑的大哥哥，打心眼里喜欢。下课后，也总是身前身后簇拥着庆春，总想再听儿句平常绝听不到的话语。
舒庆春教过小学、中学，后来又教大学、教外国人，没有哪个学生怕他，大家都由衷地喜欢他，尊敬他、爱戴他。虽然现在每月只有五十块钱的收入，但舒心顺气的庆春，再也犯不着和那些官场里自己厌恶的蛀虫们应酬，也用不着再用酒去泡心中长期积郁所留下的块垒。他自由了，他又属于他自己了。他愿意把肚里这点玩意儿，一点不拉地倒给这些可爱的孩子。孩子，在他心目中永远是美好的，是将来，是希望，是明天。他想起自己的童年，越发觉得现在的孩子比自己有出息……因而他引伸出：国家虽是混乱腐败，但并不是没救了。他热爱起教书这个职业，从心里感受到它那神圣的责任感。一日休息，庆春不愿总把自己闷在屋里，便到街上“闲遛跶”。他喜欢这样随心所欲，漫无目地的走走，逛逛书肆旧店，窜窜大街小巷，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闲聊聊”，这是他的一大乐趣。他也爱下个“小馆”嘛的，可由于经济拮据，又要瞻养老母，他把这个爱好给掐了，只在街头巷尾的地摊上来碗肉丝面，或喝碗老豆腐。
这天庆春无意中走到西门年镇署前仓门口，驻足观望。天津人都知道，仓门口原先有三个天主教堂，平日里，那些洋教上，二鬼子，仗着口外有军舰大炮撑腰，口内有道台衙门百依百顺。便抡圆了祸害老百姓。附近的百姓无一不对这些洋鬼子恨之人骨，但都敢怒而不敢言。光绪二十六年，拳党移来天津，五月十八日子时，漏声未断，只见仓门口内火光冲天，三个教堂被付之一炬。大火一直烧到次日清晨，老百姓可算解了恨，莫不拍手称快。
此时此刻舒庆春站在仓门口这片废墟前，心里感慨颇多。他眼前似乎涌出那次大火，在一片鲜红中，一杆大旗凛然飘扬。上书：天兵天将，扶清灭洋。又见千百盏红灯高照，“红灯照”女弟子飘然落下，把那些洋头洋脑的洋大人杀得屁滚尿流……这场幻景儿像是在庆春胸中插进了一把干柴，引着了肝火，硬棒棒，火辣辣。他叹了一口气，“大清”已是条扶不上墙的癞皮狗，可民国呢？又算什么东西？洋鬼子照样见了中国人就瞪眼，衙门里的官还是见了洋人就磕头。
天擦黑，庆春开始慢慢地往回走。天津的街道，可比不得北京的胡同地道。大都是斜着歪着，难得有一条直的。不在天津住上一年半载的主，很少不跑瞎道。庆春是个不经常出门的人，又揣上心事，不知不觉就走岔了道。眼见着前边儿有个亮堂地方，仙就奔了过去。还没走到近前，没想到一个高大的印度巡捕扯住了他。用手里“哭丧棒”往门口的牌子上一指，嘴里像吆喝狗一样的“嗷”了一嗓子。庆春不看这牌子还不打紧，一看，这心里就像被捅了一火筷子，整个身子都纠了起来。
那牌子上居然堂堂正正地用好几国文字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舒庆春好容易稳住气得直打晃的身体，嘴里骂着他所能想得起来的一切粗话。泪珠在眼窝里憋得太狠了，终于喷了出来。他不怕这高大的印度巡捕会用那“哭丧棒”来教训他，他不顾一切的把心里的愤怒发泄了出去，然而那强壮的巡捕似乎并没把这弱小的中国人放在眼里，或者是对这种现像司空见惯了。他扶了扶缠在头上的白布帕，捋了捋唇边的胡子。转身走开了。灯光下，那牌子傲然立着，依旧发射着阵阵寒气，舒庆春失神地在那里呆立良久才默默地别过头，挪动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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