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庆春渐渐长大了，全家勒紧裤带，从牙缝里挤出钱供他上了“私塾”。从此他也开始背起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那时的先生教书，不求学生懂，只求会唸，会背，会模仿填词作诗。若问先生这有什么道理？先生就会据经引典，摇头晃脑地说：“诗读百遍，词意自现。王勃少年，便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曹子建七步唸出‘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此乃熟读之后功力深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背吧，背吧。”
不管怎么说，先生的“教诲”和板子，确实使庆春扫”下了厚实的汉语根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朝颁布诏书，废除了多年的科举制度。想靠着科举连登黄甲，平步青云的幻影破灭了。就连西太后也看出了秀才，举人的无能，迫不得已，开始了“维新”的尝试。
八岁那年，庆春考进了西直门大街路北的市立高井胡同第二两等小学堂。毕竟是有“私塾底子”，居然一考就考上了三年级。不久，他又转入南草厂胡同的市立第十四小学堂（现在可是西城职工业余大学了）。
庆春不喜欢洋学堂里的算术、绘画，只对国文极感兴趣。他背得许多古诗古文，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常常挥洒自如，笔底生风。
转学之后庆春认识了一帮新朋友，八、九岁的孩子，正是贪玩的年纪。一天，他和同学煜年相约，考完作文一起去放风筝，恰好这天作文的题目就是《说纸鸢》。庆春三下五除二写完作文，凑到正苦思冥想，不知如何下笔的煜年身边，悄悄地说：“煜年，我给你起个头吧，快点交卷，咱们好去放风筝。”几分钟后，煜年顺利地交了卷。两人跑出教室，美美地玩了一通。那半空中随风沉浮的风筝，愰如一只海鸟，在云海里游弋。时而风平云住，它又犹如一只在碧空中滑行的鹞鹰。这情景使这对小伙伴陶醉了。如果说作业是学生的敌人，那么在八九岁的孩子心里，游戏、玩耍便是欢乐，是幻想、是希望，是一切。
几天之后，先生开始讲评作文。他把煜年的那篇拿出来大加夸赞：“破题得体，先获吾心。”讲到高兴之处，禁不住高声朗读起来，“纸鸢之为物，起风而畏雨；以纸为衣，以竹为骨，以线牵之，飘扬空中。”看见先生这样，煜年和庆春四目相勾，偷偷笑起来。不想被先生拿住。煜年只好从实招来。先生听后，非但没恼，反倒拈髯良久，点头赞叹，声言：“我在北直隶（北京）教书多年，庆春文章奇才奇思，时至今日，诸生作文无有出其右者。”这位先生几乎是第一个发现舒庆春文学天分的伯乐。谁能说，二十年以后，当舒庆春远在异邦的土地上冒然拿起笔来，去写《老张的哲学》，这勇气和当年老师的夸赞没有一点关系呢？
在庆春放风筝，考场作弊的功夫，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光绪“驾崩”，太后归天，三岁娃娃溥仪登了基。广州城乒乒乓乓闹了场革命，战死了七十二条好汉。但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依然照旧，没有一丝风吹进来，也没有一滴水溢出去。皇上“驾崩”，太后归天，广州战乱，都丝毫没有打乱京城百姓周而复始的生活，顺民们在那幼小的龙种率领下，继续走着昨天的路。三哥要娶媳妇了，这可是个打光棍的年月，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穷人太多。姑娘家全都惦着攀高枝，没有那个黄花闰女乐意嫁到穷家小户。但要强的母亲硬是给三哥拉成了一门亲，对象就是在土城黄亭子开茶馆的庆春表舅家的闺女。表舅为人通达，说话也地道：我不图别的，就图你们舒家名声好，名声清白。这件事给小庆春印象很深，在以后的生涯里，他总是把名声看得很重，半点不肯含糊。也许也正是这一点铸成了他日后的悲剧。
三哥的亲事定下来了，再沾亲带故也得动钱啊。不拍出四十、五十的，一场婚事怎么也过不去。表舅把小庆春找了去，前后左右的利害一说，然后把他和母亲的意见端出来：把舒家祖坟地先典出去，办完了婚事，再慢慢赎。表舅对他说，找他来就是为了立个文书，因为舒家识文嚼字的就他一个了。而且这类事只有男人才能主事。话都说到了，庆春也明白了。万般无奈，写呗，八个大字：“钱无利息，地无租价。”六十块钱，一手交钱，一手交地。钱到手了，三哥可以娶媳妇了。
穷人啊，为了生活，能典的全都典出去了。老舒家的祖坟典了出去，嫂子娶过来了。
不久，三姐也出嫁了，母亲又少了一个好帮手。庆春的姑妈，那位叼着长烟袋锅子的老太太也被这日子磨得没了耐性，腿一蹬，随着她死去的男人去了。偌大个家族，只剩下母亲和庆春俩人。母亲闲下来，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庆春住在学堂里，不能常回家，母亲一咬牙也到小学堂里当了工友。真是个咬牙的年月啊。几年生活的磨难，使母亲头上过早地镀上了白霜，寂寞和孤单又使她脸上平添了许多纹路。母亲越发老了。
在孩童的矇憧世界里，母亲是圣洁的。一切善良的因子，好像都是从母体中悄悄传给孩子的。据说，胎儿悬浮在羊水里，和母亲使着同一个心脏，但分婴儿有哪儿不舒服，母亲头一个知道。家里就剩下母亲和庆春时，母子俩开始相依为命。十几岁的孩子，难得像庆春那样懂事。他懂得自己该做什么，不做什么，从不给母亲添麻烦。旗人的后代大多爱玩鸽子、弄鸟，可他从不沾边。
他也有自己的乐趣，他爱读书，可他又并非什么书都爱读。他说：“自幼我就学会逃学楞挨板子，也不肯说我爱‘三字经’和‘百家姓’。”
除了读书以外，庆春就是爱去个小茶馆听听说书的，上天桥看个“噌儿戏”。那时的茶馆大多都捐带两个说书的撑撑门面。说书的可也真不易。全本连台的“施公案”“彭公案”“杨家将”，硬是从小跟着师付一字一句背下来的。说书人混饭吃的有两件宝：一张“说破天”的铁嘴，一付“跑不断”的铁腿。无论啥场合，无论听众是三俩人还是千儿八百，只要一开讲，就不打磕巴儿，不眨眼，一气说上几个小时。而且还要把的住，火候一到，见好就收，断然打住。冲着四方一作揖：“各位三老四少、兄弟……有钱的帮钱，没钱的帮脸，兄弟谢谢诸位了。”这一套收拾利索，拔腿就撩，奔下一个书场。
那年头这些穷艺人哪有表，全凭肚里掐点。无论奔得多急多远，一到地方，不咳不喘不气短，照样口、口、口一通天上、地下的开聊。这功夫就要全仗一双铁腿了。小庆春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这些街头艺人屁股后头，也练就了一双小铁脚。他跑熟了北京城的大小茶馆，听了、看了一肚子的典故和故事。对“北京松人”那一套处世哲学有了进一步了解，什么见人下菜碟，见了松人拢不住火，有便宜不占王八旦，树叶掉下来砸别人脑袋……北京人爱起哄，爱瞧热闹，哪儿有个吵架拌嘴的事，不消俩分钟就会聚了一帮子敲锣边的，只要一扎堆，过路人必然就有伸脖子瞪眼上来就掺和的，也不管是个什么事。北京人打架也是一绝——天桥的把式，金是嘴活。说出那话能把人吓死，可就是不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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