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也有豪爽的一面，在赌场、地摊、鸽子市、鸟市、酒馆、茶座，不难听见这样的话：“谁把谁坑了，那得说人家能耐，谁被谁坑了，谁自认是傻蛋。”这条“公理”乍一听恶得厉害。事后一咂摸，也有道理。那年月，赌场无父子，买卖无兄弟，见钱眼开，六亲不认，哥们儿之间，两胁插筷子……少年时代这段经历，给庆春打下了扎实的生活基础。
舒庆春能成为几百万“北京松人”中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和母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他曾说过，母亲是个“宁肯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
上小学时，庆春家确经常挨饿，逢到中午放学回家，庆春听到母亲充满内疚的回答：“今儿中午没饭了。”他总是扭头就走，不说二话。他已懂得自己不是孩子了，虽然那年小庆春还不满十二岁。他不愿意让母亲看见自己挨饿的样子，不愿意注视母亲那双痛苦的眼睛，更不愿意让同学们知道他没有吃饭，下午上课时，他总是那样精神饱满。小小年纪，他已经有了很强的自尊心。
庆春满十二岁生日那年，武昌兵变，革命党革命成功。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各省纷纷举义旗响应。大清王朗——满族人的天下，倾刻间变成了共和国。辫子绞了，龙旗换了，不满光绪皇帝、抓过康有为、梁启超的肉头袁世凯。清朝的皇帝仍住在故宫紫禁城，共和国大总统住进了中南海。轰轰烈烈，乱七八糟，真是个闹事的大杂烩年代。北京人新鲜劲一过，又回头各干各的了，谁当政，老百姓还是过的苦日子。茶余饭后的谈料又从“国事”变成了柴米油盐、仁瓜俩枣，不断飞涨的行情。
清朝完蛋了，宣统变成了民国，汉人当政了，旗人下野了，变成了遗老遗少。这一切并没使庆春的家境有什么改变。十三岁上，庆春考进了八旗子弟中学堂（现在的北京三中），学堂设在祖家街明末名将祖大寿的家庙里。三进大院，一式大瓦房，窗明几净。这里虽说都是清一色的在旗子弟，却贫富不一。像庆春这样的穷学生没几个，唯一可以让庆春可以庆幸的是，他小学时的同窗好友罗常培也考进了这所中学堂。这俩个打看“噌儿戏”时就“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小哥们又在一起了。
后来成为语言学专家的罗常培教授回忆当时的情景“……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藏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罗先生对朋友总是够意思，时不时“白乎”几句。说到自己：“一个歪毛，生来拘谨，腼腆，怯懦，计较表面毁誉，受了欺负就会哭，……”他这是在自我揶揄了。
歪毛和小秃儿最大乐趣就是逛天桥了，只要得空，他们就一头扎在那里。旧北京，没去过天桥，就算不得地道北京人。提起北京城，没有人不知道天桥的。
打元朝那会儿，天桥就已经是个市肆，原本有东西两个河道，遍植荷花。词云：“莫道斜街风物好，来到此处便魂销”（元人《天桥词》）常有文人骚客登酒楼而赋诗。黄仲则，张船山名扬天下，天桥则是令他们心醉的去处。据传诗人朱彝尊著《日下旧闻》，历经数年，便是在天桥酒楼上完成的。足见天桥不光有市饼（饮食小吃），日昃市（晚市），穷汉市（专卖便宜物品），杂耍、地摊，伸胳膊弄腿的。还不乏汉魏、唐宋之遗风。到了民国，庆春、常培这一辈，天桥更热闹了。唱戏的，耍猴的，拉洋片的，卖卤煮火烧的，卖爆肚的比比皆是。
庆春、常培一到天桥，先一头扎进杂耍场子。随着紧锣密鼓拉开了场子，班主上来了。那段开场白小哥俩早背熟了。不外乎：“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四海之内皆兄弟，诸位能赏光站个场，兄弟就感恩不尽了。”接着叮咣五四耍两下子，决不会多，就两下子。又吆喝上了：“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又说又练真把式。”咣、咣、咣、咣，瞧那架式，马上就要玩真格的了。不然，他又站在那儿说开了，你也闹不清他有多大道道。左等不练，右等不练，站在那儿唾沫星子四溅的胡啃。明眼人知道，这是抻着呢！要钱！几个大子甩下去，乒乓五四好歹练上一通，没半袋烟功夫，鼓息锣停。耍手艺的人把金灿灿的小锣一翻个儿，嘴里又开始吆喝。没别的，还是要钱。
趁着小铜锣翻个的当儿，庆春和常培眉毛一歪，出来了。转身又钻进了戏园子。这里是名优俞振庭约女伶孙一清合演成班大戏，虽比不上东安市场的吉祥，前门外广和楼，大栅栏广德楼富连成科班的气派，却也玩的是全本连台，文武全活。小哥俩混进来，先听一段“苏三起解”，又来段“水漫金山。”日子长了，庆春也会哼上俩句什么西皮、二黄之类，打上半套夹生的拳脚。祖辈们这种散发着泥土芳香的艺术熏陶，牢牢地铸进了庆春的大脑里。日后，他把这些丰富生活写进了《断魂枪》《鼓书艺人》。
数年之后，他到英伦之岛喝了那样多的洋墨水，但他仍深爱着天桥，家乡的风土人情，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土老帽”作家。他的笔始终向着下层社会的小人物。
废了清朝，兴了民国，祖宗的月份牌也被改用了阳历。春节不让过了，向格林威治看齐，中国人开始过元旦、新年了。可老百姓却根本不尿这个小年，照样按着老章程办事，只把旧历春节当做正宗。也许是众意难犯，中国人开始有了两个年节。这年的阴历除夕，学校规定学生一律返校，以响应政府的“新政”。
要过年了，老舒家的墙上并没有挂上往年必然悬在墙上的《王羲之换鹅》图。姑妈死了，哥哥在外地当差，家里只剩下相坐无言的庆春母子。看着母亲孤伶伶的样子，庆春几次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默默地吃过了晚饭，儿子终于把要返校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她懂得小儿子心里想的是什么，她站起身，把儿子送到院门口，掏出几个铜子塞到庆春手上：“小子，拿着。过年买点啥。”半晌她又挤出一句：“早去早回啊。”
庆春来到了街上。这里的热闹景象并不次于往年，走亲串友的人们，不绝于耳的爆竹声，夜市小贩的叫卖声……这一切庆春似乎都没有看见、听见。他抬起头，看着夜空中清晰可见的寒星冷月，心里说：“母亲，我一定要挣钱养活您，再不让您去洗衣补袜，再不让您挑家庭这个沉重的担子，再不让……”他觉得他长大了，他发誓要分些家庭负担。
学监象是了解学生的心情似的，看见庆春后，他象对所有返校的学生一样重复着说：“回去吧，你们回去吧，过年，回家过个团圆年吧，”看着学监慈祥的笑容，庆春心里的冰团融释了。他忘记了说一声谢谢，也忘记了说一句拜年的话，转身就跑。这时他心里只惦记着，大年三十在家独坐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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