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位当年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而今又有人要他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持宣传工作了。叶挺和黄琪翔首先向沫若透露了这个消息，此即陈诚邀他来商量的“要事”。原来军事委员会新近撤销了第六处，成立了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四厅，目前正在物色人选。为了争取一些有利的条件，恩来也赞成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可是沫若并不愿意，他认为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如果能让自己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那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更有效力。当时，沫若是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公开参加抗日民主活动的，其实他一回国就已经恢复了党籍，现在作为中共特别党员，他受党中央长江局周恩来等少数负责人直线领导，不过党的小组生活，不与任何地方党委发生关系。他本来就有点不满党外民主人士这一身份的寂寞，如今再到反动阵营里去工作，恐怕连青年们都不会谅解，因而他向恩来请命：“让我住到长江局（对外叫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来，以公开党员的身份进行痛痛快快的工作嘛！”①恩来以老战友的情谊，对他慰勉交加，请他暂时得忍受一下“寂寞”，奉劝他还是接受三厅的职务为好，希望他在这方面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最后推心置腹地把话都说到了底：“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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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沫若不愿出任第三厅厅长，还因为国民党安排的第一厅厅长贺衷寒、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副厅长刘健群都是复新社的头目，他觉得与这帮人是无法合作共事的。尽管陈诚拉了恩来三番两次上门敦促，朋友们也都力促其成，然而沫若还是不愿就职。一时当面批评他的，背后议论他的，都大有人在。一天，他接到了恩来手书的一张便条：
沫若同志
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
廿七，一，卅一，
周恩来
沫若捧着这字条读了又读，眼眶中噙满了泪水，多少年来不能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他内心的痛苦，能理解的莫如恩来也。只有真正的知己，才能洞若观火地看清这“感情”的问题；也只有真正的知己，才会毫不含糊地批评他感情用事。沫若感到欣慰，也感到惭愧，到底怎么办呢？他又不免犹豫起来。尤其是二月六日，陈诚背着周恩来以请吃饭为名，召开了第一次部务会议，沫若因事先不知底细，便拉了阳翰笙一同去参加了，待到饭后揭开了序幕，他们方才觉得进退维谷。会上颁布的《政治部组织大纲》，竟标榜“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这更使沫若恼火。陈诚请他发言，他声明自己事前并不知道要开部务会议，否则就不入席了，因为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所以只能以一个朋友的资格说话，希望改变一下门禁的森严，不要拿“一个主义”来延揽人才。对于这帮人如此玩弄手腕，沫若极为反感，他再也无心作冯妇，于是托翰笙代向恩来汇报会议的情况，自己便决定当晚动身去长沙，以躲避陈诚等人的纠缠。临上火车前，赶到车站送行的翰笙又带来了恩来的便条，说是“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沫若发出会心的微笑。
“伤心最怕读怀沙，国土今成待剖瓜。不欲投书吊湘水，且将南下拜红花。”①沫若怀着这样的心情抵达长沙，受到在这里办《抗战日报》的田寿昌的热忱接待。第一天，寿昌就邀了廖沫沙、张曙（1909—1938）、胡萍等人同往百年老菜馆“李合盛”为沫若洗尘。席间，这一对昔日在日本曾以歌德和席勒相期许的老朋友，酒兴、诗兴都不减当年，他们向茶房要来文房四宝，“席勒”首先挥毫，作七绝一首以赠，云：
十年城郭曾相识，千古湖南未可臣。
此处尚多雄杰气，登高振臂待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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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长沙有感二首（二）》
“歌德”略加思索后，即执笔步原韵奉和，云：
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
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憔悴做诗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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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长沙有感二首（一）》
众人围观、赞叹，站在一旁的茶房竖起大拇指，连声说：“真是了不起，拿起笔来就象我们拿扫帚扫地一样！”“歌德”哈哈大笑，随手端起桌上斟满酒的杯子一饮而尽，连手指尖都感到了酒意，便立地又草一绝，有“作书如扫地，把酒欲问天”句，当即被茶房讨去作为墨宝。
田寿昌的热情、豪爽，郭沫若已经不止一次地领略过，此次叨扰，又蒙多多关照，他几乎天天陪伴沫若寻幽揽胜。登上岳麓山顶，俯看湘江中的水陆洲，如同一艘长艇，特别引人瞩目。那淡淡点缀着的清寒的水气、潇舒的落木，颇有娱目清心之妙，沫若真想将来国难解除后能卜居此间，恐怕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吧。忽听得游客中有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壮烈的救亡歌声令人亢奋，沫若不由得对寿昌说：“在武汉一个月以来的闷气，总算稍稍地一吐了！”
长沙的名胜古迹实在多。沫若游罢岳麓山，又游玉泉山。他与友人特往民众俱乐部，参观南明爱国将领何腾蛟为抵御清军所筑的箭场，颇为壮观。在这里，沫若忆及自己的战斗经历，与同游者畅谈北伐战争时路过长沙的情景，说：“十年日月若不浪费，何至让日寇猖狂至此！”友人索句，遂赠“何来后羿箭，射日破愁天”一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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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田汉：《沫若在长沙》，战时出版社版《抗战中的郭沫若》。
古人说长沙乃卑湿之地，但给予沫若的印象并不怎么忧郁：天气既不怎么忧郁，人情也不怎么忧郁。这里同样集中了不少文化人，除田寿昌、廖沫沙、张曙之外，还有徐特立、薛暮桥、翦伯赞、孙伏园等。他们为郭沫若举行大规模的欢迎会，并公推他为文化界的领袖，沫若表示自己只能充当“大将出马以前”，先出场“打旗子替大家引路”的那种角色。他几次发表演说，指出“文化人的地位和责任，在这时和前敌将士是没有两样的”，殷切“希望目前集中于后方大都市的文化人，更能够向乡村间散播”，要自觉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抢工作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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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羽书集·对于文化人的希望》。
为了答谢朋友们，沫若托人备了两桌饭菜回请大家。他恭恭敬敬地挨着席面与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干了一杯，大概由于“立定大戒”以来久未这样开怀痛饮的缘故，他居然醉了。于醺醺然、昏昏然之中，他指着男的骂“男政客”，指着女的骂“女政客”；他还重重的打了自己三记耳光，一迭声地骂自己也是“混帐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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