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沫若在家中接待来访的青年诗人蒲风（1911—1943），从自己的诗歌创作经历一直谈到中国诗坛的新动向，对新诗的形式、创作方法和诗人的组织等一系列问题都发表了看法。当蒲风问及为什么近来少有诗作时，沫若坦然答道：“主要的原因，大约是生活上的限制吧，其次是头脑已向理智方面发展，没有余暇来致力于诗歌了。”他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诗人身上，盼“努力化除个人的意气，坚定思想上的立场，作时代的前茅，作大众的师友”。在此前后，他曾就诗歌创作问题，与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通信，还写了《七请》、《关于天赋》等文章以答疑。
一九三七年春，东京的一部分留学生公演曹禺的剧作《日出》，扮演女主角的是刚从复旦大学毕业来到日本留学的封禾子（即凤子）。演出的第二天晚上，沫若前往剧场观看，遇见了日本著名戏剧家秋田雨雀（1883—1962），他已经是来观看第二次了。秋田老人诚恳地表白道：“中国人的确是天才，象《日出》这样规模宏大的剧本，日本很少见；尤其是象封小姐那样的演员，日本是自从有话剧运动以来，从不曾培养出过的。”沫若谦逊地说：“封小姐还是一位大学生呢。”“是啦，”秋田立即补充道，“我昨晚同她谈了好一会，所以中国人的确是天才。”老人那一头的银发，都好象荡漾着诚意。沫若听了这话，确实感到自豪，是的，中国人的确是天才！数日后，封禾子等人往须和田拜访沫若时，沫若和安娜杀鸡买鲂热情款待，并在玉版笺上题了一首七绝赠送给她：
海上争传火凤声，樱花树下啭春莺。
归时为向人邦道，旧日鲂鱼尾尚赪。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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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凤子：《雨中千叶》，1981年8月16日《光明日报》。
他一边写，一边还向她解释“火凤声”、“鲂鱼赪尾”的含义。
……年年月月，赴不完的约会，谢不绝的来客，沫若的流亡生涯一点也不清闲。单是设在东京三闲庄的杂文社，他每月至少要去一两次。一九三五年五月由东京左联支部陈辛人、魏猛克、林焕平、林林、邢桐华、任白戈（1906—1986）、杜宣等人创办的这个《杂文》月刊，沫若可谓特约撰稿人，也还参加了东京左联支部，实际上他是刊物的顾问。《杂文》是在东京编排印刷，然后寄到上海向国内发行的，出到第三期就引起上海反动当局的注意，随即被禁绝。大伙开会商量对策，沫若建议：“就改名《质文》吧，歌德有本书叫《质与文》。”于是刊物改了名又继续办下去。质文社为了宣传革命文学理论，还发起编印“文学理论丛书”，由沫若带头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本《神圣家族》中摘译了后半部，取名《艺术作品之真实性》（后改名《艺术的真实》），被列为该丛书第一种，于一九三六年五月正式出版。除《质文》之外，得到沫若帮助的，还有《东流》、《诗歌》（后改名《诗歌生活》）和《留东新闻》等刊物。另有一些进步留学生李春潮、覃子豪、李华飞、彭澎等人，也在郭沫若的支持下，创办了一个文学刊物，并由他提议取名《文海》。
对于青年人的要求，沫若是有求必应。他为王亚平的《都市的冬》题签书名，为张白衣的《信号》、甦夫的《红痣》、张天虚的《铁轮》、周而复的《夜行集》、金祖同的《甲骨文辨证》、杨凡的《文学论》等书作序，为丘东平、臧云远等人审阅、修改文稿，为冯和法、陈文彬等人筹办“不二书店”提供书稿。他认定“青年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是青年的产物”，未来的世界是属于他们的，故关心、爱护、提携他们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当他知道邢桐华懂俄文，便对他说：“《战争与和平》我不想再译下去了。我只从英文参照德文来译，你就直接从俄文原著翻译下去吧！”邢桐华表示愿意一试。于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出版的《质文》第二卷第一期上刊登了这样一则预告：
《战争与和平》……前由郭沫若先生英文译至中文，惜功成半途而罢！现在郭先生愿将自己权利让与邢桐华君，俾从原文直接翻译，完成翻译界壮举。邢君现根据比留考夫监修托尔斯泰全集，苏联新版托尔斯泰全集，并参照英日译各种全集，着手翻译。
遗憾的是，结果邢桐华未能真正接译，直到四十年代初，才由他的朋友高地完成了这桩译事，斯时郭沫若对高地也同样给予了支持。
当郭沫若如此不遗余力地栽培年轻一代的时候，鲁迅不顾地域的暌违，也于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间从上海来信、来稿，鼓励和支持杂文社的青年朋友们，主张左翼文艺界都应当大力加强团结，并表示要与郭沫若携起手来一同对敌。他在信中还说：看见郭沫若在《杂文》上发表文章很高兴，因为国内反动统治者的法西斯压制，左翼作家的作品已经很难发表出去，这时候郭沫若能出来发表文章，进行各种活动，那是非常重要的，但也要设法避开反动当局的注意。①鲁迅这封给杂文社的信曾由魏猛克送给郭沫若看过，沫若心悦诚服，报以会心的微笑。东京的文学青年们见到这两位“五四”新文艺运动的旗手和闯将互通音信并致意，受到了很大鼓舞。他们也积极支持沫若的事业，听说他早就怀有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志向，留学生们曾为此发起募捐，每人自愿资助日币五元，作为该书中译本的印刷费。②可惜当时国内没有一家书店敢冒这个风险，以致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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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猛克：《关于左联的一些回忆》，《湘江文艺》1978年第10期。
②据笔者1982年12月30日访问罗永麟谈话记录。罗是当年在日本的留学生。
“心有灵犀一点通”，鲁迅关心在日本的文学青年，郭沫若也在关心国内的文学青年。就在鲁迅与杂文社书信往来不绝期间，沫若也在频繁地与上海《宇宙风》杂志的编辑通信，同样一再强调：
目前处在国难严重的时代，我们执文笔的人都应该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不要划分畛域。彼此有错误，可据理作严正的批判，不要凭感情作笼统的谩骂。（以前的左翼犯有此病，近因内部纠正，已改换旧辙矣）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意见，你们如肯同意，我决心和你们合作到底，无论受怎样的非难，我都不再中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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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宇宙风乙刊》1939年3月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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