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叶县是东京湾边上的一个半岛，与东京市隔着一条江户川，河西是东京，河东便是千叶。沫若在江户川畔安下家来，用的是安娜的姓氏佐藤的名义，孩子们上学也暂从母姓，这倒不仅仅是为了使他们免受同学的歧视，更重要的是借此可以把自己的本名隐蔽起来。因为郭沫若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已经由当年的诗人一跃而为现在的“左派要人”了，此间报纸上早就登载过他及其全家的照片，作为一名“政治犯”，怎能抛头露面呢？何况日本的政治气候也够严寒的，沫若来到市川不上十天，田中义一政府为了镇压共产党和扼杀工农运动，于三月十五日逮捕了一千六百余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接着又下令解散工农革命组织和无产阶级青年同盟，制造了大规模的白色恐怖。于是中国又在谣传郭沫若被日本政府递解回国，甚至北平的报纸上还煞有介事地刊载了《郭沫若成了断头之鬼》的消息，不少青年人悲哀地为他洒了一掬又一掬同情之泪，有的还做了长诗表示深切的悼念。沫若知道自己竟然成为关心他的人心目中的“亡灵”，实在感慨万分！
正如江户川的水昼夜奔流，江户川畔的不速之客心潮激荡，国内外的青年朋友们对自己如此关心，我怎么能这样隐没无闻？应当拿出勇气和智慧来，因地制宜，开辟新的战斗阵地。在这鬼气沉沉、浊流横溢的时代，后期创造社的朋友们不是还在致力于探索科学的真理吗？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宣传和介绍在中国尚处于启蒙阶段，如何使这种科学真理中国化，从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找到它的根蒂，这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沫若便从这里确定了自己的主攻方向：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思想、中国社会的发展，亦即中国历史的发展。他广泛涉猎了哲学、经济、文学、历史等方面的论著，作了必要的思想和理论的准备。七、八月之交，他忽然想到儿时曾背得滚瓜烂熟的《易经》，便到东京的一家旧书店里，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明治十四年辛巳新镌”本，细细研究起来。这部两三千年前的古籍，向来被人们当作一座“神秘的殿堂”，沫若探身觌面，却发现它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流动的过程，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不是意味着以矛盾的对立来解释事物变化的原因吗？书中表现的宇宙观，正蕴含着唯物论、辩证法的因素。他化了六天工夫，完成了长篇论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揭去了长期以来蒙在《易经》上的神秘色彩，从卦辞、爻辞中窥见的周代社会生活的状况和精神生产的模型，证明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由原始公社变成奴隶制。
沫若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首次弯弓就中的。沉浸在喜悦和疲惫之中的他，正准备抉择第二、第三个选题时，八月一日午后，突然几个蛮横的警察不经招呼就闯入他狭窄的小屋，根本不容问清来意，便连推带搡地将他押往东京京桥区警察局，经过一番审讯后即被拘留。真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古人说“文王拘而演《周易》”，现在反过来倒是“《周易》演而沫若被拘”了，他越想越莫名其妙，那里会知道，这是由于京华堂店主小原荣次郎走私案的牵连。原来创造社约定每月资助沫若生活费一百元，按月交给上海的内山完造，然后再由东京的小原荣次郎转交沫若。此次警方侦查小原的走私行为时，发现了他与郭沫若的关系，以致沫若亦涉嫌被关进警察局。不过这只是导火线罢了，其实日本方面早就在注意郭沫若的行踪，当初冒名“吴诚”的陌生客人踏上他们的国土后转眼之间便不见了踪影，他们曾多方搜索，怀疑“吴诚”就是郭沫若。后来他们暗中扣留了成仿吾自柏林给沫若寄来的信，终于从这封信中得到了证明。
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投入牢狱的沫若，却在异国他乡第一次尝受铁窗风味。昏暗、霉臭、窒息，愤慨、疑虑、惆怅，直至深夜，同监早已进入梦乡，而他却始终不能入寐，一个又一个问题没完没了地纠缠着自己：日本鬼子是要把我正式投入监狱，还是把我引渡给中国政府？是要不明不白地偷偷杀掉我，还是把我驱逐出境，事先通知中国方面，待到一上岸就将我逮捕？……沉闷而燠热的天气，更助长了他的烦恼。他一夜未合眼，心里不断在诅咒：鬼子，你侮辱了我！你更侮辱了我的祖国，侮辱了中国人民！
第二天又经过一番审讯，所提的问题大抵和昨天一样，诸如为什么要用假名吴诚？这样做岂不是负有秘密的使命，企图瞒过日本警方的耳目？沫若再度坦然地作了答辩，说明使用假名的用意只在蒙混上海的宪警，而对于日本却毫无歹念，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不利于日本的事。警方抓不到把柄，却又不放心，因而又重新把他投入牢房。又是多么难熬的一个不眠之夜呵！到了第三天，日本警方才宣布将他释放，但是给了他一顿严厉的“训饬”，要他循规蹈矩，绝不可图谋不轨，否则随时可以剥夺他的自由甚至生命。这意味着什么呢？沫若完全明白：从此以后，他在这个岛国已经成了被监视的对象。跨出警察局的大门，天是阴沉沉的。代替刚踏上这岛国时的亲切之感，是满腔的怨恨之火在燃烧。生身之国驱逐了我，寄身之国又随时可以囚禁我，沫若丝毫感觉不到“恢复自由”的欣喜，他明白自己不过是被日本警方从狭窄的小监房，转移到社会的大监狱中去罢了。
这次事件，多亏安娜及时恳求横田兵左卫门同去拜托平田熏检事斡旋，她的奔走才算奏了效。看到眉目间充满忧愁的丈夫回到了身边，安娜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沫若无声地把她搂到了怀里，两人久久相偎依，说不出一句话来。夫妻是能共患难的，朋友就不尽然了。因此事受牵连也被拘留过的村松梢风，如今见到沫若，再也不象以前那样热情。至于小原荣次郎夫妇，更是埋怨不迭，表示今后决不再帮助沫若办理汇兑。原先和睦相处的邻居，如今也都投之以异样的眼光，是戒备，也是鄙夷。这是一堵人为的墙，沫若感到烦闷，安娜更感到窒息。不得已，只得易地而居。新址离原来的住处不远，背靠松林茂密的真间山，面向宽旷的田野，地方相当僻静。沫若时常带着孩子们上山散步，站立在一座佛寺前的高墩上，倚着一棵古老的苍松，遥望江户川的滔滔流水和对岸的东京郊外，似乎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呼吸到一点自由空气。
可是刚搬进新居，被称为刑士的便衣警察即接踵而来，这是警察局专门派来“保护”郭沫若的，每隔一、二天就要登门拜访一次，不管你欢迎不欢迎，他都要缠住你问这问那，目的在监视你的动静。自从被拘留过一次以后，日本当局竟把郭沫若当作“巨头”，刑士当然不敢放松。有一天，一个刑士好奇地问郭沫若：“阁下，你的部下还有多少人啊？”沫若开了个玩笑，他伸出四个指头，本意是想说有四个子女，不料刑士伸出了舌头，吃惊地说：“噢，了不得！四万人，那可要很大一笔数目来办给养啦！”沫若不禁哑然失笑，好吧，就让你们怕怕我这位拥有四万兵马的“巨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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