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健康恢复期中，诗兴连续侵袭沫若，“观念的流如狂涛怒涌，应接不暇”，这样的体验是继《女神》、《瓶》以来第三次了。他在枕下放了一册抄本，每当诗的感兴涌出，就用铅笔录在本子上，有时一天多达五、六首，不到一星期就写了二十余首，后汇集为《恢复》。一月十五日清晨，他将这些诗誊写完毕，午后又校读了一遍，觉得里面也还有些可读的诗，但嫌气魄不雄厚，有时更带着浓重的悲抑气味。权且把它当作对大革命的一个纪念吧，于是交给成仿吾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二月一日，沫若的译著《浮士德》第一部问世。仿吾登门祝贺，安娜特地买来寿司请大家吃，以示庆贺，孩子们皆大欢喜。三日，沫若遴选了一本《浮士德》，用钢笔在扉页上题着：
Anna：
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了。
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
M．K．3Feb．1928
然后又在第二页上用德语写了“GewidmerMeinerEwiglic－her Liebe Anna”，意即“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创造社的朋友们高兴地看到沫若的身体一天天在康复，他们又有机会与他一同讨论办刊物、出新书、倡导革命文学了。沫若建议将《创造月刊》的水准放低，作为教育青年的基本刊物，并赞成另办一个双周刊，可取名为《流沙》，他亲手题了刊头，说这个刊名“不单是包含沙漠的意义，汕头附近有这样一个地名，在我们是很可警惕的一个地方”①。是的，政治舞台往往会风云突变，文化战线亦时时有艰难险阻，他感到为了有效地进行战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觉。新月派的动向早就引起了沫若的注意，他在《英雄树》一文中挖苦道：“你们要睡在新月里面做梦吗？这是很甜蜜的。但请先造出一个可以睡觉的新月来。”甚至连语丝派沫若也不怎么满意，认为他们的“趣味文学”是资产阶级的护符，一度感到其中“反动空气弥漫，令人难耐”。他与成仿吾、李初梨等人坚决主张以辩证唯物论来检讨今后革命文学的路径，认定“普罗列塔利亚的文艺是最健全的文艺”，这些在他新作的《桌子的跳舞》、《留声机器的回音》等论文中有详尽的阐述。他力促成仿吾写成《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赞助李初梨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欢迎太阳社的蒋光慈、阿英（即钱杏邨，1900—1977）等人一同为革命文学大喊大叫，不久即与鲁迅展开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推动了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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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海涛集·离沪之前》
乘着养病的间歇，沫若努力著述的同时，还购读了诸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党关于宗教的态度》、斯大林的《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德哈林的《康德的辩证法》、哥列夫的《无产阶级的哲学》、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力》、高尔基的《夜店》、芭蕉的《七部集》、国木田独步的《号外》、《春之鸟》、《穷死》等政治、哲学和文学名著，一面充实和丰富现在的自我，一面检讨和总结以往的道路。当安娜去内山书店帮他买《资本论》时，内山完造带着惊异的眼光对她说：“很难懂，文学家何必搞这个！”的确，在一般人们的心目中，郭沫若依然是文学家。不过，也有人把他认作革命家的。当时邓演达在香港与谭平山、章伯钧（1895—1969）等人发起组织了第三党，即中华革命党。他们把上海作为该党中央所在地，特派章伯钧游说郭沫若，邀其加入该党，并请代为起草一篇宣言，沫若均谢绝。二月三日，有人送来邓演达所做的政治宣言，意欲托沫若付印，沫若看了一遍即交还。邓演达、谭平山等人虽与他是老朋友，但他对他们的思想现状十分不满：怎么可以认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与国民党都已经失去了领导的作用和可能性呢？难道只有他们的中华革命党才能担负起这一伟大使命吗？真是无稽之谈！他们绝不能动摇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前不久他在小说《一只手》中早已表明，工人群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然而眼前的白色恐怖更加厉害，风声越来越紧。二月十九日沫若在日记中写道：“近来外边检查甚严，又破获了机关三处。”为他的安全着想，周恩来又重新考虑了沫若的出走方案。是仍旧奔赴苏联呢，还是再次横渡日本？有人说赴苏是上策，沫若也觉得去日本如同进监狱；但恩来反复思量后，还是劝他选定日本，因为日本离中国近，在这儿著书立说出刊物，可以很快影响中国的民族文艺，而苏联隔得太远了，要在那里出点刊物影响中国，必定既慢且难。好，就到日本去吧，沫若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反正路是人走出来的。
行程确定后，朋友们争着为沫若夫妇饯行，最使沫若心儿不宁的是，彭漪兰也在座，多日来的思念之情彼此心照不宣。日前他曾酝酿以他俩在盐酸寮的那段生活为剧情，表现一个新的主题——革命与家庭，现在女主人公就在面前，可是在这样的场合却有口难言。她怕使他难堪，他怪她过于拘谨，两人憔悴的脸色反映了一样的忧心。这扰人的烦恼折磨着安娜，也齿啮着沫若的心……
行色匆匆，刻不容缓。为躲避敌人耳目，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郭沫若化名吴诚，假借往东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学教授的身份，独自登上日本邮船“卢山丸”，家眷则另乘“上海丸”，约定三天后在神户会合。沫若与来汇山码头送行的内山完造相互拍拍肩膀，彼此交换了眼色，便匆匆走进船舱。昨晚幸蒙郑伯奇、李一氓通报，说国民党龙华卫戍司令部已侦探得他家的地址，准备今晨将他捉拿归案，多亏内山完造相助，介绍他与成仿吾临时在日本人开设的八代旅馆住了一夜，这才得以顺利地上路。
汽笛拉响了，沫若透过玻璃窗环顾江面上的一切，风景依旧而时局全非，不胜白云苍狗之叹。去吧，苦难的祖国在默默为你送行，可怜的母亲完全体谅你的依恋之情，待到他年云消雾散时，她会伸出双手重新将你召回。
〖第七章 江户川畔的不速之客〗
十九
大革命失败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在猜测郭沫若的去向，有的说他早就琅珰入狱，有的说他已经血卧疆场，谁会想到他竟隐姓埋名，又悄悄地踏上了日本的国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他在神户与家人会齐，当天下午即同乘火车去东京，投奔安娜女友花子的娘家。
久违了，东京！这个在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中几乎溃灭的都会，现在又已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被日本人誉为“火中再生的凤凰”，沫若对她怀有特殊的感情。尽管东京的市容对他说来已经不那么熟悉了，但听着满街踢哒的木屐声，他感到无限的亲切。东京！你曾为我和安娜作了美好的“嫁接”，如今枝蔓上已经“果实”累累，可是自己多年来却未曾好好尽过做丈夫的义务和做父亲的责任，现在似乎有些愧对你这“月下老人”。一种补偿的急切感追迫着沫若，必须赶快找个地方安居下来，好让孩子们进学校读书，不能再耽误他们的学业了。他想起北伐前在上海内山书店，曾结交过一个叫做村松梢风的日本朋友，目前正在东京编辑《骚人》杂志，不妨找他想想办法。村松热情接待，并辗转拜托他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向市川检事樋口打了招呼，最后沫若由樋口陪同见了当地警察局局长，说明了来此地寄居的缘由。于是，沫若和安娜才得以从东京品川区花子娘家搬到了千叶县市川市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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