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过二日市，他们改作步行。一路上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青青的麦苗，涓涓的溪流，啾啾的鸟鸣，大自然供给了无穷无尽的诗料，他们时而触景生情，即兴占吐。沫若于此颇悟得了些诗的妙诀，忙不迭地对寿昌说：“凡为艺术品于最不经意时得来的，最是神品。”
他们在太宰府内观赏之余，饮酒谈诗，醉后互相扶依，蹁跹于梅花树下，倏地灵感又自天来，沫若放歌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底本体：
花呀！爱呀！
宇宙底精髓呀！
生命底源泉呀！
假使春天莫有花
人生莫有爱，
到底成了个什么的世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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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花树下醉歌》，见《三叶集》第160页。
两人还一同“照了一个相，并立着，手拉着手，作歌德和席勒的铜像状”①。当时沫若和寿昌的确在以歌德和席勒暗自期许，就在这次相会期间，他们曾在沫若家的小楼上对座共读了这两位作家的不少作品，并交谈了各自赞赏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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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田汉：《关于〈关汉卿〉的通信》，《剧本》1958年6月号。
这次与寿昌相聚，仅仅六天就分了手。初交撒下的友谊的种子，必将破土发芽、开花结果。为了让白华也能分享他们的快乐，沫若便赶紧写信把这一切告诉了他。郭沫若、田寿昌和宗白华，恰似三叶草的三片叶瓣，彼此并蒂矗生，相互依存，后来由寿昌提议将他们三个月来的二十通书简结集公诸于世，沫若特取《三叶集》为书名，以三叶作为三人友情结合之象征。被田寿昌称为“中国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这部通信集，真实地记录了这三个有为的青年并肩跃身文艺新潮的心声和足音。该书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于一九二 〇年五月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广大青年读者的共鸣和社会的关注，三、四年内竟重印了六次，“这要算是在‘五四’潮流中继胡适的《尝试集》之后，有文学意义的第二个集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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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凫进文艺的新潮》，1945年7月《文哨》第1卷第2期。
九
“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①“五四”以后，我国文坛新潮澎湃，健者云起，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郭沫若一出山就处在这样的时代，他的创作生活是同新文化运动一起开始的，但在“五四”风云人物的队伍里，他是后起之秀，不用说第一个尝试白话诗的胡适（1891—1962），就是周作人（1885—1968）、沈尹默（1883—1971）、刘半农（1891—1934）、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在诗坛上露面也都比他要早一些。然而，他却后来居上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沫若的诗作络绎不绝地在《学灯》上揭载出来，有时一首诗连载两天，把整版的篇幅都占了。接着，《民铎》、《学艺》、《少年中国》等杂志也开始刊载他的作品。“他唱出了自己最好的，也是我们民族最好的歌”②，“具有新诗国的开国气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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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适：《四十自述·逼上梁山》
②周扬：《庆贺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1941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
③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
当时日本的新思潮也已经波推涛涌。一九一九年四、五月间，《改造》、《解放》等杂志相继创刊；一九二一年二月《播种人》又面世，“宣言”表示“我们为现代的真理而战”，“全部打碎过去的艺术偶像，……要播新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自此开始。沫若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自然也很受了影响。反转来，他的诗作也引起了日本文艺界的注意，《死的诱惑》、《鹭鹚》等篇曾被当作中国新诗的标本而译成日文，分别刊载于《朝日新闻》和《日华公论》等报刊上，受到了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1880—1923）的称赞，以为“没想出中国的诗歌已经有了这样民主的气息”，“已经表现出了那种近代的情调，很是难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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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凫进文艺的新潮》，《创造十年》；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1942年3月《文坛》创刊号。
不过，从当时的整个情况看来，新诗创作还显得比较贫乏、单调，连胡适也承认，他尝试的白话诗很象一个“经过缠脚后放大了”的“放脚鞋样”，实际上还“很接近旧诗”。对于这种状况，郭沫若当然很不满意。他尤其讨厌那种冒牌的“假新诗”。一九二 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在给友人陈建雷的信中说：
我看《学灯》中很登了些陈腔腐调的假新诗，所以我对于新诗，近来很起了一种反抗的意趣。我想中国现在最多的人物，怕就是蛮都军底手兵和假新诗的名士了。
这时候，《学灯》编辑早已易人，宗白华已于五月间奔赴德国留学。郭沫若失去了“我的钟子期”的照拂，《学灯》对他似乎不太公平，居然把他的诗附在人家抄袭的他的诗后面发表，致使他写诗的欲望冷却了一些日子。好在有许多朋友鼓励，他并未停笔，除了继续在与宗白华、田寿昌以及成仿吾、张资平通信和交换新作之外，又由寿昌的介绍，与正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读书的郑伯奇（1895—1979）神交。这一年的九月完成的诗剧《棠棣之花》，以及翌年年假期间脱稿的《女神之再生》，他都将初稿先寄给了郑伯奇，然后又请伯奇转寄成仿吾和郁达夫，虚心征求他们的意见。尝试创作诗剧，这是沫若读了希腊悲剧家和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剧作后，产生的新的创作冲动，结果得到了朋友们的肯定，尤其是得到了有很深的外国文学修养的郁达夫的支持。
达夫当时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与沫若一样也十分爱好文学。他读了《女神之再生》手稿，觉得诗中融合了惠特曼的豪放、泰戈尔的清幽、海涅的忿怒、歌德的深远，以及庄子的恣肆和苏轼的畅达，深深为老同学聪慧过人的创造力所打动。此时此刻，他多么想伸出手去向沫若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可惜从东京湾乘火车去博多湾要三天才能到达，怎么办呢？他别出心裁地用德文写了一首诗寄赠沫若。一个多星期之后，沫若收到了这首友谊的诗稿，于是在案头，在被窝里，在十里松原，在博多湾边，他读了又读，心中感到无限的温暖，修改《女神之再生》时，“尤得其暗示不少”。后来诗剧公开发表，他曾将这首诗译成中文附录于篇末：
他在远方，他在远方，
青而柔的春之空，
晨钟远远一声扬！
不知来何从。
只有一声，确是只有一声，
向往令我心深疼，
烦闷，烦闷，
我在十分思慕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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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题为《百无聊赖者之歌》，载1921年2月《民铎》第2卷第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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