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郭沫若之所以会凫进文艺新潮，是有赖于《学灯》编辑宗白华（1897—1986）的提携。在白华看来，要在文艺上摆脱两千多年传统形式的束缚，开始一个新的早晨，这需要气魄雄健、生力弥满、感觉新鲜的诗人人格；沫若正具备这种人格，因而新诗人也就应运而生。宗白华比郭沫若小五岁，他们虽然素不相识，只是由于一九一九年冬沫若对《学灯》所载关于墨子的一篇文章持有异议，两人才开始通信，但很快便成为莫逆之交。从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到上海望平街（今山东路）《时事新报》社，这两个年轻人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白华十分赞赏沫若的诗，说是自己“最爱读的”。他在报社，每天傍晚总要凑近编辑室堆放信稿的小桌子，仔细看一看邮差新送来的稿件——这些都出自四面八方活泼天真的青年之手，象征着“五四”时代的青春、朝气、希望和一个文化史伟大创新的开端，“而作为这一切象征之象征的却是每天寄来的一封封字迹劲秀，稿纸明洁，行列整齐而内容丰满壮丽的沫若的诗！”①白华迫不及待地翻阅着，掩饰不住满心的欢喜，视同珍宝一样地立刻刊布于世。他多么希望每天能发表一首郭诗，好“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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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1941年11月10日《时事新报》。
经宗白华介绍，郭沫若同时又跟田寿昌（名汉，1898—1963）通信、做诗友。当时寿昌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白华非常器重他，祝愿他和沫若“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三人相知恨晚，彼此引为同调，虽都未谋一面，但书信往来频繁，就象陷入了恋爱状态一样：或互相倾诉内心的不平，真诚地进行自我解剖；或缅怀美好的理想，相率神驰“天路历程”；或共同探讨人生、事业，文化、艺术，以至婚姻和恋爱。这友情的甘露点点滴滴洒在沫若的心头，他感到欣慰，他感到振奋，他要把全身的血液来做浇灌友谊之花的水，他要把全身的脂肪来做《学灯》里面的油。
三人之间，伴随着尺素书往来的还有诗文手稿，各各欣赏一番之后，每每还要发一通议论，既是谈创作经验，又是进行文艺评论。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八日，沫若在给白华的信中说：
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想诗
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l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张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底本体，只要把他写了出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
如果说这时郭沫若已形成自己的诗论，那么这就是它的核心。他明确提出诗只能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是“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音乐），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曲调）”，而绝不是无病之呻吟。他的主张得到了宗白华、田寿昌的首肯和赏识，白华特地将这封信在《学灯》上揭载了出来，寿昌则认为沫若的诗正是他的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产物，因而赞叹道：“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①他们三人都倾慕歌德，信中常以这位诗人为谈话的主题，相期多多介绍和研究他的著作，这是因为歌德所处的“胁迫时代”，同他们当时所生活的时代“很相近”。为此，白华草拟《德国诗人歌德的人生观与宇宙观》，沫若给他提供材料，寿昌撰写《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沫若又帮他翻译了大部分需引录的诗。此外，沫若还曾一度建议纠集志同道合者组织“歌德研究会”，以求对这位伟大的作家做一个有系统的研究。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他应共学社函约，翻译了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第一部。他觉得作品内容所反映的，很象我国“五四”这一新旧嬗变的时代，自己的心弦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共鸣，以致在译述的过程中时而大声朗诵，时而爽朗大笑，在一种类似崇拜的心情支配下完成了译事，仿佛等于自己在创作一样。遗憾的是译稿未能及时出版，只是曾在《学灯》上刊载过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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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叶集》第79页，亚东图书馆1923年9月版。
以文会友终究不如直接晤面。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九日午前，沫若正在厨房里边烧水煮饭，边阅读比利时诗人和戏剧家维尔哈伦的英译本诗剧，突然听到叩门声。开门一看，只见一个颜面清癯的陌生青年站在面前，不待发问就先启齿：“你是密司脱郭么？我姓田，……”沫若马上意识到这就是寿昌，便转身请他到楼上去坐。安娜闻声也从床上起来，她垂着黑发，手抱婴儿，含笑迎客上楼。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博生出世刚满三天，家中自然显得忙乱不堪。沫若一会儿上楼陪客，一会儿下楼煮饭，好在宾主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寿昌口若悬河，大谈自己的抱负和著译计划；沫若除表示赞许之外，亦谈到自己的志愿，说是“只想当个小小的创作家”。由于只顾谈话，锅子里的牛肉竟烧焦了，午餐只得请客人将就着吃焦糊牛肉，外加白水煮豆腐、萝菔打清汤，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午后，沫若手牵和儿陪同寿昌漫步博多湾。展现在眼前的，一边是莹洁如玉的砂岸，一边是青翠蓊郁的十里松原。沫若指着海岸上残留的古代战垒，重温了元军东征日本于此遇强台风全军覆没的旧事，寿昌听得津津有味。他们沿着海岸，穿过医科大学，走进东公园。令人怵目的是，园内松林中骈列着龟山天皇和日莲和尚的铜像，这两人都与元军东征失利的事有关。龟山像脚正面有一碑，上书“敌国降伏”四字，引起沫若和寿昌无限的敌忾。寿昌问：“是‘敌国来降伏’，还是‘降伏于敌国’呢？”按照日文词序，两种读法都可以。沫若带着嘲讽的口吻说：“这真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他心里明白：当初只可惜东风未与元军便罢了。
离福冈不远有个太宰府，名见中国史乘，亦因元军东征而得名，是一游览胜地。二十三日早晨，沫若特邀寿昌同去一游。他们乘坐的火车在一望无际的田畴中飞奔。沫若望着车窗外旋回飞舞的大自然，听着车轮鞺鞑的进行曲，念着立体派诗人韦伯的《瞬间》一诗，一边体会诗中借自然音律所表现的“全宇宙之无时无刻无昼无夜都在流徙创化”的妙味，一边在酝酿自己的立体诗《新生》：
……
火车
高笑
向……向……
向……向……
向着黄……
向着黄……
向着黄金的太阳
飞……飞……飞……
飞跑，
飞跑，
飞跑。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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