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离开北京大学
公元1923年，民国十二年。
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随即离开北大1922年11月，北京政府任命彭允彝——一个早已见恶于国人的无耻政客为教育总长，干涉司法独立，指挥北大教员。蔡元培忍无可忍，认为自己不能再沉默了。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提出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在辞呈中强烈抨击黑暗的军阀统治，对这些治国的军事专家们大声喝斥：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
一腔热血，献身教育的蔡元培，再也不能坐视黑暗时代的漆黑一团了。是的，在这样的时代，还需要什么教育呢？支配着政局的是些手拿枪杆子的军事专家，他们只需要把手伸到百姓的口袋中掏钱就是了，教育出来的一帮有知识有文化的赤诚爱国学子，也不过是沦落他们的枪尖，或者沉入社会黑暗的深渊，对时局又有何影响呢？军事专家们的枪照样好用，普通百姓仍挣扎在死亡线上，悲哀啊，中国！满怀报国之心的蔡元培伤心之余，于七月底重往欧洲去了。辜鸿铭本就对教育界不满，称教育界：近日上下皆倡多开学堂，普及教育，为救时之策，但不知将来何以处如此其多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为公卿大夫之人耶？且人人欲施教育而无人肯求学问，势必至将来遍中国皆是教育之员而无一有学问之人，何堪设想？他还对教育当局大发牢骚，发泄不满，曾对人感慨：“中国待将来之真正宪法，真正共和，真正总统，譬如河清之难俟。仆固任大学教授者也，今且三月不得修金。欲俟真共和之时代，仆之为饿殍，盖已久矣。”
自命在中国只有蔡元培和他才是好人的辜鸿铭也就在蔡元培离开北京大学后，不再到北大讲课了。辞职之后，却又生活无着，更加上他那副悲天悯人之心，弄得家无余资，茕茕独处，日日号饥，在报上骂，在私下里也骂，骂一帮当权者，以至于那位远在德国的纳尔逊教授也知道了，要给他寄钱来呢！不久，经人推荐，辜鸿铭到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一家英文报纸当总编辑，正应了他的话，“中国人不识古董，所以要卖给了外国人”。月薪五百元，够丰厚的了。当初孔夫子不也是感叹，“求善价而沽之”，卖了罢，卖了罢。辜鸿铭此番虽卖了个好价钱，想来也象孔夫子一般，口中叫卖，心下倒作的是伤心人语了。
看来，日本人不识货，中国人不要的东西他们却出了个大价钱买去，还大有便宜之嫌，真令人叹息。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起轰动世界的事件——临城劫车案。
原来，到了民国时代，本就土匪如织的晚清社会非但未见好转。甚至更为恶化，举国上下，土匪如织。土匪简直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洗劫列车的案件时有发生，不过以前受害的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受的害还少吗？土匪、军阀、官僚、流氓……甚至于互相倾轧，因此人们是不会记得的。这一回可了不得，惹到了洋大人身上。
1923年5月5日，以孙美瑶为首的上千名土匪掀翻了豪华列车“蓝色特快”，让它摆在山东南部临城的津浦线上，并且带走了三百名乘客，其中包括30名白人，逃到山中，向政府提出许多要求，包括政府从山东撤军，赦免所有的当事人，并接受招安……
最后经青帮头子杜月笙出面调解，以85000元赎金释放俘虏，大约3000名土匪变成了正规军队。
关于这件事情，辜鸿铭编了首英文歌《孙美瑶之歌》，歌词大意如下：我们不需要作战，如果不碰见侵略主义。
我们干起来的话，我们也拿到了纸币；我们已经训练好蒙古健儿。
大英帝国将不能操纵花花世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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