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至1917年留学美国，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1917年第一期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倡导文学改良。陈独秀推波助澜，认为此文可以点燃文学革命之火，从而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鲁迅等纷纷投身其中。鲁迅就从此开始写了大量的白话小说和杂文的历程。胡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赴美，后到台湾，1962年病逝。
辜鸿铭在新文化运动中一直站在一边，不置一辞。唯对于文学革命中倡导的新文学大为不满，认为新文学使人的道德萎缩，是真正的死文学。1919年7月12日，蔡元培辞职风波后，辜鸿铭在一片“复辟论者”的大帽中，好整以暇，身套油光闪亮的长袍马褂，拖着五彩辫子，冷眼旁观之余，在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上用英文发表《反对文学革命》一文，指斥新文化运动诸君主张，称：“……所谓死文学，应指笨拙、无生气活泼的语文，不能表达生动力量的意思。而中国经典绝不符合这个定义。中国经典的文字正如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文字一样，比现在所流行的通俗英语要高贵华丽，和市井白话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经典之典雅华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又其能负传道责任，怎可能是死文字？文学革命者倡导的文学只会使人道德萎缩，才是真正的死文学！”而且他说：“……最通俗的语言也可以是最好的语言！在这世界上面包和果酱反而比烤火鸡消耗得多。然而我们能够只因为烤火鸡较少，硬说烤火鸡的营养价值和美味比果酱面包来得差，并且认为人人都只该吃果酱面包吗？”
紧接着八月十六日，又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留学生与文学革命》一文，反驳新派攻击文言文难学造成中国众多文盲的观点，他竟然认为这些留学生能够在国内愉快生活，“应该为我们四亿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仍是文盲之事实，在每天生活中应该感谢神。”他尖刻地写道：“试想，如果中国四亿人口中之百分之九十都变成为知识分子之结果——如像北京的苦力、马夫、司机、理发匠、店员、小贩、游民、流氓等全部都变成知识分子，并且和北京各大学学生一样参与政治，那将是多好啊！然而最近据说已有五千件电报拍往巴黎讨论山东问题的中国代表们，如果四亿人口中百分之九十全变为知识分子，并且也都和留学生一样表现爱国狂，那就请计算一下拍发的电报件数和所耗费的金钱吧。”
辜鸿铭的这番书生之见又执拗地露头了。他永远也搞不懂，那帮治国的军事专家们能够称心如意地卖国，早已激起了一班爱国青年的不满，他们当然要以自己的赤诚在军阀们卖国的油锅中投下几只苍蝇，让他们卖得穷形尽相毫无遮蔽，让帝国主义者吃不下这锅加了苍蝇的大菜……
胡适的文章发表这天，恰巧是星期天。胡适到北京西车站一位朋友家拜访，同到附近一家饭馆吃饭，碰巧辜鸿铭也正和七八个朋友在这家饭馆吃饭，正在高谈阔论。胡适一眼看到辜鸿铭，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胡适立刻把身上带的一分《每周评论》递过去，送到辜鸿铭的手上，大概是想看看自己的这段话写得如何罢，更何况的正是风趣尖刻、轶闻不断的辜鸿铭先生。
辜鸿铭接过报纸，略略一看，便调过头对胡适说：“胡先生，你这段记事不确切。让我告诉你我辫子的故事吧。想当初，我父亲送我出洋时，把我托付给一位苏格兰教士，请他照管我。临行时，父亲嘱咐我：‘现在我完全把你交给布朗先生了，你什么事都要听他的话，只有两件事你要记住：第一，你不可入耶稣教。第二，不可剪辫子。’我到苏格兰后，跟着我的保护人，过了许多时日，每天出门，街上小孩子总跟在我后面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我却总想着父亲的教训，忍受着侮辱，始终不敢剪辫子。那个冬天，我的保护人到伦敦去办事，一天晚上我去拜望一个女朋友，她拿起我的辫子来赏玩，说中国人的头发真黑得可爱。我看她的头发也是浅黑的，为了讨好她，便鼓起勇气对她说：‘你要肯赏收，我就剪了送你。’她笑了，我就拿过一把剪刀，咔嚓一下，把我的辫子剪下来送给她了。这就是我最初剪辫子的故事。可是拜万寿，我是从来没有不拜的。座中这几位都是我的老同事，你问他们，我什么时候没有拜万寿牌呢？”
胡适本来就是听别人说的辜鸿铭的事情，现在他不愠不火的自道家门，自己确是搞错了，便对辜鸿铭说：“对不起，看来是我弄错了，我向你道歉。”
说完后胡适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远远看见辜鸿铭把那份报纸传给同坐客人看。待吃完饭后，胡适因为只带了这份报纸。便走过去问他讨回那张报纸。辜鸿铭却站了起来，把那张报纸折成几叠，往兜里这么一插，也许受了同座几位的怂恿，正色说：“胡先生，你在报上诽谤了我，你得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如若不道歉，我要向法庭控告你。”
胡适却忍不住笑了：“辜先生，你说的话是同我开玩笑，还是恐吓我？要是恐吓我，那么请你去告状，我要等到法院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
说起来辜鸿铭对胡适颇有微辞，当初胡适到北大任教，讲授哲学，辜鸿铭就曾对人评点胡适，说：“满口美国中下层的英语。况且，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
这次冲突约半年多以后，两人再次相遇，胡适问他：“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递进去没有？”
“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啊！”
陈独秀已经给辜鸿铭贴了君主论者的标签。这位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帅，决定了许多年轻知识分子的好恶。接着又是蔡元培手中亲送的“复辟论者”大帽，再来一顶胡适先生的“久假不归”，三重帽子、三个影响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引导者手订的签条，辜鸿铭冷冷地，没说一句话就坠入了复辟论的中心位置。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等主办的《新潮》也跟着上阵，辜鸿铭在这样的新潮中，寂寞冷淡，也就可知了。
在这三次是非之中，辜鸿铭完全成了一个靶子，一个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靶子——封建余孽代表，直接冲着辜鸿铭来的，几乎没有。陈独秀与杜亚泉，一个批，一个赞，批的是辜鸿铭，赞的也是辜鸿铭，辜鸿铭却事不关己。蔡元培与林纾之争，扫到的又是辜鸿铭。胡适出击，看准的也是辜鸿铭，如此数方，从不同角度，不同取舍，或批或赞，不一而足，最闲的就要数辜鸿铭本人了。
在硝烟重重、火药味极浓的论战中，辜鸿铭还好整以暇，拿他的那支笔，尖刻地刺了美国人一下。他写了篇《没有文化的美国》，寄到《纽约时报》，美国人居然登了出来，文中还插入一幅辜鸿铭的漫画像，穿着大清的顶戴朝服，拖一条大辫子。文中，辜鸿铭刻薄地嘲弄美国人没有文化，除了爱伦·坡的一首诗外，老实说，美国没有文学作品。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以前的辜鸿铭是寂寞孤独的，那么，在戴了三重大帽后，他仍是孤独寂寞的，国人知道的是他的怪。
不过，此时他却找到了大量的“回头浪子”，最先倡导天演论的严复也捧起了古书。也许他一直就是比较古的。独唱科学主义的杜亚泉为辜鸿铭鼓掌，虽然掌声寥落。梁启超也开始怀疑起西方来。南北学林的新老名流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梁漱溟、梅光迪、柳治徵……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国学大师们。都齐声为中国文化呐喊。但他们也注定是寂寞的，这些光辉的学界闻人毕竟被岁月的激流冲刷得太远，而今，他们的声音又渐渐回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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