伧父，杜亚泉笔名。杜亚泉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后以号行，写作时亦署名伧父，高劳等。浙江上虞人。生于1873年，光绪十五年中秀才，乡试落榜后，绝意科举。甲午战后，深受刺激，舍国学而学历算。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南归，资办绍兴中西学堂，他为算学教员。接受新知，自学能力超群。到光绪十八年时，先后自学物理、化学、动植物、矿物诸学科，而且自学了日文，借此接受新知识新思想，致力于提倡科学教育事业。
伧父1904年应邀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理化部主任。1911年开始兼任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接手后，一改文摘作风，扩大版面，刊载论文、译文，销量大增。他本人也在上面宣传自己的渐进改革观念，后引来陈独秀的抨击，1920年辞去主编兼职，专心理化部主任职，从此封笔。1933年病逝。《东方杂志》两篇文章登出后，不想却被新文化运动主帅陈独秀抓住，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中，列出十六条，条分缕析，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夫孔子之伦理如何，德国人政体如何，辜鸿铭、康有为、张勋诸人，固已明白昌言之，《东方》记者亦赞同否？敢问。”
又有大帽子一顶——说他们“谋叛共和国”——直戴过去，颇能诛其心意。一阵猛烈抨击后，陈独秀提出挑战：“以上疑问，乞《东方》记者一一赐以详明之解答，慎勿以笼统不中要害不合逻辑之议论见教，笼统议论，固前此《东方》记者黄远庸君之所痛斥也。”看陈独秀的语气，大有一种纵枪上马，拍马叫阵。要与人单打独斗的架势。开始了一场以辜鸿铭为中心的东西方文化大论战。辜鸿铭却不置一辞，站在看台上。
不久，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就陈独秀的质问。列举十条，加以反驳，就中西文化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评说，强调借传统伦理精神来抚慰人心，但这大概也只是杜亚泉的一厢情愿。
陈独秀立即加以反驳，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上登出陈独秀文章——《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称：“记者信仰共和政体之人也．见人有鼓吹君政时代不合共和之旧思想，若康有为、辜鸿铭等，尝辞而辟之；虑其谬说流行于社会，使我呱呱坠地之共和，根本动摇也。……《东方》记者……，赐以指教。幸甚，感甚。……盖以《东方》记者既不认与辜鸿铭为同志。自认非反对立宪共和；倘系由衷之言，他日不作与此冲突之言论；则记者质问当时之根本疑虑，涣然冰释，欣慰为何如乎？惟记者愚味，对于《东方》记者之解答，尚有不尽明嘹之处；倘不弃迂笨，对于下列所言，再赐以答。”
接着对杜亚泉文十条逐一分析反驳，强调乃臣反复强调：“辜鸿铭主张君臣礼教”，指出强调传统伦理道德，即有主张君权之嫌疑，主张君权者，即反对民主共和，从而大加批驳。
两个回合下来，五四前夜提倡文学革命和全盘西化而树立起来的激进形象，陈独秀和他的阵地《新青年》，明显占了讨论的上风。在当时的大中学生中，陈独秀及《新青年》的评点早已是一种风向标。这种争吵已变成了人生态度的争吵，是太富于伤害性了。想当年伏尔泰为政府迫害卢梭鸣不平时，大声疾呼：“我坚决反对他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他说这种话的权利。”
然而毕竟他与卢梭有了令人难以愈合的冲突。此时的杜亚泉本想克服人心迷乱、重塑传统的价值源头，却成了一腔幻想。对于陈独秀等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此时正是大力引进西方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展开批判传统文化的战斗，认为“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如像水火冰炭．绝对两样，断断不能相容。”事情有的结局总令人有些悲观，正如这时一位美国作家所说：“我们美国人认为，由人民选举的政府意味着自由和公正。这一点未必是真的。民主给了我们成千上万的首领，而每一个首领都比欧洲一般的一个单独的君主更为浪费。”
是的，特别是中国这样没有共和主义基础的共和政体最终是难以成功的．当时握着枪杆子和印把子的北洋诸公就很会利用民意，他们才不吃那一套。最大的悲哀也许不在予以什么主义。而在于什么佯的方式指挥枪杆子，以什么样的方式盖印戳子，很多年以后毛泽东就特别强调：党指挥枪。把中国从军阀的泥淖中拔了出来。
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等主办的《新潮》，很快对出版《东方杂志》的商务印书馆发出指责，说是商务由支持西化向鼓吹国粹的立场倒退。在巨大的压力下，毕竟杜亚泉显得不合潮流了，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高梦旦等虽然与杜亚泉在思想上有诸多共同之处，也不得不考虑顺应潮流，改变《东方杂志》的形象，故劝杜亚泉保持沉默，以保住他们最大的读者市场。
这场以辜鸿铭为靶子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最后草草收场，其间是非恩怨、种种得失，至今思之．感慨系之。辜鸿铭的尊从古代先贤圣哲，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甚至有些人不辨精华糟粕，甚至有些逆历史潮流而动。当时被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当作靶子是必然的事。
1919年3月，辜鸿铭又卷入了是非圈中。五四前夕，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引来了一帮主张传统复古的自命正统人物的攻击，一时对北京大学的谣言四起，谩骂和攻击接踵而至。在这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中，带头对新文化运动、对北京大学进攻的，是桐城派古文家、封建文化的卫道士林纾。
1919年2月间，林纾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蠡叟丛谈”，以小说的形式，攻击北大新派人物，最后借助一个伟丈夫，以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三月十八日又在《公言报》上发表了《致蔡鹤卿太史书》，攻击北大毁弃伦常，捏造北大妄想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写白话文．尽废古书，认为蔡元培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写完之后，得意地缀上一句：“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复。”在如此挑衅面前，蔡元培不好再沉默了，当即于三月十八日这一天，写了封《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公开发表，对林纾的污蔑和攻击一一加以驳斥，同时指出自己的两点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悖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行，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颇负时望的蔡元培继陈独秀之后，再一次给辜鸿铭贴上复辟论者的标签。蔡元培毕竟要谦和得多，他只是把辜鸿铭归结为复辟论者，却没有否认辜鸿铭教学之水平。这大约也是蔡元培不同于时俗之处吧？最后林琴南又作了一次反攻，但是，他的持论显然是谬误百出，不攻自破了。不过这一阵攻击，却带给了辜鸿铭一顶加厚一层的复辟论者帽子。
1919年8月，紧接着飞来的这一顶是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主要人物胡适奉送的帽子。胡适在《每周评论》上登出一段随感录：<辜鸿铭>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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