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听他说是教文学的，马上用拉丁语同他交谈。这英国教授顿时结结巴巴，语无伦次，看来拉丁语太差，无法应付，一时手足无措。辜鸿铭定定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你教西洋文学？不懂拉丁文？”
这两句话一出口，英国教授大窘，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钻下去算了，赶紧逃离休息室。以后才弄清楚，原来这位辜教授不是别人，正是名满海外的KuHung-Ming.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是太熟悉了，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的课本中就有此公所著《春秋大义》一书。
教员休息室中的辜鸿铭虽总是那么样静静的坐上一小会儿，翩若惊鸿，但他那副派头、气度，这一小会儿已经够让人记忆深到了。
民国七年，华方二十五岁的梁漱溟在北大教授中国哲学时，对教员休息室里的辜鸿铭就有很深的印象。他回忆说：偶然一天相遇于教员休息室内。此老身量高于我，着旧式衣帽，老气横秋。彼时我本只二十五，而此老则大约七十上下了。因当时南北争战，祸国祸民，我写了《吾曹不出奈苍生何》，主张组织国民息兵会的小册子，各处散发，亦散放一些在教员休息室案上。老先生随手取来大略一看，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有心哉！”他既不对我说话，而我少年气傲，亦不向他请教。今日思之，不免歉然。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真可谓是卧龙深隐，杜门谢客一般，从不主动访友，偶露一鳞半爪，亦足以让人深思不已。特别是他的奇言奇行，也许可以算是奇人群集的北大之首了。在当时北京大学少有的文科教材讨论会上，就有过惊人言论。
据同在北京大学文科执教的周作人回忆，是这样的——有一次是北大开文科教授讨论会，讨论功课，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校长也站起来准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
这是他原来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就充分的表现在里面了。
辜鸿铭当时面对文科教授，作如此惊人之语，其语气，声调，表情无一不表明他的传统和守旧心态。想必当时说完此话后，此公大为洋洋自得，精气神十足的模样，仿佛庖丁解牛，牛解完之后，善刀而藏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但也可以看出辜鸿铭对蔡元培的钦佩，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更是表露无遗。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尽，战胜的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正式召开和会。解决善后问题。在和谈桌上，中国无疑是一道精美的大菜，只是商议如何动用刀和叉了。
早在1917年，西洋人正在战场上拼得你死我活，血肉横飞。西洋人大肆活动的中国也成了一个拼搏的大舞台，谁都想借这场战争从对手手中捞到在中国占有的好处，把中国当成一只待宰的肥羊。日本人盯住山东半岛；英国人呢？要看守好兜里装着的长江流域的利益；法人国对西南早已是心痒难熬，直吞唾液。唾沫星子已溅到了西南地面；德国人当然还在盘算消化山东半岛，不容日本人窥视；俄国人已经疲了、困了，但何尝睡着，此时照说已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国家终究是国家。只有美国人迟了一步，席位已经占光，不过他倒想每个盘子里弄点，利益均沾嘛。
菜板上的中国却正自闹哄哄纷争不已，不管别人的屠刀从哪个部位割下，大小军阀都想先养肥自己再说。一会儿袁世凯，一会儿黎元洪，一会儿张勋，乱哄哄你方唱罢他登场，不知道还有国土、国民。这会儿该段祺瑞登场了，正式对德宣战。私下里日本美国互相妥协，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吃到的好菜，日本承认美国可以到处沾光，热热闹闹的中国就这样被投进一锅新鲜热辣的油中去了。
潜心向壁的辜鸿铭立即发表了篇《义利辩》，警告段祺瑞这种自投罗网的做法——我与德邦交素睦，初无深仇夙怨，又无航行西方商船（按：当时参战借口是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足以受德艇之攻击。顾动于战役之利，受协约国之劝告遽加入战团与之为敌，使战祸益延长而不可遏，证以君子之道，得为武乎，今人动言国际法，不复知有君子之道……
西人动欲教我以国际法，不知我国自孔子以来自有真实切用之国际法在。其言日：以礼让为国。又曰：师出必以名。今我出师抗德，其名安在？徒为协约所牵率投入漩涡，此后无魇之慎，应担之责任，无可逃免，稍或不慎，越俎代庖者立至，恐欧战未毕，而我已不国矣。
孔子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窃谓以小人之道谋国，虽强不久，以君子之道治国，虽弱不亡。我国此时欲决大计定大猷，先必审将为君子之国乎？抑将为小人之国乎？诚欲为君子之国惟当勤修内政，加意人才，登用俊良，廓清积弊，使一切措施厘然当于人心。在朝在野人人知礼让而重道德，对于外交一衷于义至当而无所偏袒。不此之务，而溺惑于贪利小人之言，冒耻诡随，妄希此战后权操不我之利，斯益去亡不远矣。
辜鸿铭一番恳切言辞，不免有些书生气十足，但却也切中时弊，现在该是应验的时候了。战胜了的协约国，坐在谈判桌前，举起餐刀，他们要分食中国这只肥羊了。现在分食正好，刚从油锅中捞出，热气腾腾的，趁热的拿来，趁热的吃下，正好医治战争中积下的痨症，正好治日本人站在一旁的馋病。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充满着幻想，希望收回各国在华特权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中国代表提出要求列强废弃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归还租借地，租界等七项希望，还提出取消1915年的中日协约。
然而，这次和会完全是美、日、英、法、意等国控制了的，他们已腾出战场，菜板已空，正好把中国这条刚出锅的羊扔到上面，拒绝讨论中国代表的要求。随之中国代表又提出把战前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特权归还中国，但日本在美、英、法等的默许、怂恿下，蛮横地硬要把德国盘子上的山东权益吃下去，和约竟规定日本全部接收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特权。中国失败已成定局，中国注定还要继续填饱帝国主义者的肚皮。
消息传到北京，热切希望祖国富强、满腔爱国的青年学生们愤怒了，五月四日，三千多爱国学生集合天安门，愤怒呼出了中华民族流血的声音——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爱国的学生们的一腔热血又有什么用呢？没有用的。如今是军事专家诸公的天下，他们有的是枪炮，政府诸公个个都能争官做，官做好了，洋楼起来了，小老婆有了，金银珠宝还会少吗？国家、民族早已是九霄云外的东西了。辜鸿铭不是说过吗，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但如今他已不爱说当权者诸公了，他已称自己为冬烘先生。
五月八日，蔡元培为当局诸公的无耻所激怒，深感事不可为，提出辞职，并留给北大师生一个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讫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唯知我者谅之。
蔡元培的辞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成为军阀政府与学生运动斗争的又一个焦点。军阀政府愚鲁顽钝，不为所动。六月三日，派兵镇压学生运动，一时双方僵持难下。教授们纷纷提出辞职。六月五日，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内召开临时会议，主要为了应付事件，特别是挽留蔡元培校长，许多教授纷纷发言，一致希望挽留蔡元培校长。但对怎样挽留、一时说不出个结果。正在商议的时候，辜鸿铭也站了起来，走上讲台，表示应该挽留校长，他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皇帝，所以非挽留不可。”
当时坚决主张反封建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均在座，但因他是坚持挽留蔡元培校长的，也就没有人站出来和他抬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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