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坐镇北京，乃是他精心策划的结果，南北议和中，袁世凯是同意了南方革命党人的条件——必须在南京就职。但狡猾的袁世凯现在已经抓到了大总统的印把子，怎肯甘愿离开自己的老巢，将自己置于南方革命党人的控制之中？革命党人也对他很有戒心，就像他对革命党人非常憎恨和不信任一样。当南方派人前来迎请时，袁世凯便在北京上演了一场兵变，向南方证实，北方的确存在危险的动乱。这次兵变中许多人丧生，并造成极大的财产损失，但对袁世凯来说，却无关紧要。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命运。即使有成千上万的枯骨死尸又算得了什么？历史上不是常见得很吗？重要的是这样一来，袁世凯有了藉口，南方革命党人别无他法，只有妥协。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他所希望得到的结果：袁世凯留在北京了。
阴谋、欺骗、背叛、见风使舵和谋杀……本就是袁世凯的拿手伎俩。他可不是个君子，当君子有什么好处？食言而肥正是催肥他的饲料。一而再，再而三的食言，已是他生活中、政治中的一种技巧了。
1898年，他食言于光绪皇帝，得到了疆吏之首——直隶总督的大印。
1911年，他食言于宣统皇帝，得到了民国大总统的宝座。
现在，食言于南方革命党人，他又得到了北京的大总统宝座。
一切都是太自然，太顺理成章，太台平他的心愿了。保不定他哪天还会食言于谁，也许他心中最大的愿望已不再是食言于谁，而是食言于天下，吞下天下，做天子皇帝了。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大总统。
现在该是举行国会选举了。从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革命党人宋教仁全力投身竞选，结果，经他的努力和南方革命党人的影响，取得极大成功，袁世凯却气愤不已。他觉得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了。袁世凯心中暗暗盘算：“暗杀，不是还没有用过吗？好，就暗杀他一次。”
1913年3月，宋教仁准备北上组阁，在上海东站惨遭杀害。袁世凯暗杀得手，惊喜地“愕然”，立即命令江苏地区当局：“迅速捉到凶犯，穷究主事之人，务得确实，按法严办。”
一场暗杀，解决了袁世凯的心腹之患。然而宋教仁之死，使本已还有几分幻想的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彻底绝望。枪里面的真理，既使革命党人痛苦又令他们无奈，兜里没钱，手里无枪，许多人只好无可奈何地留在袁世凯的机构中混日子，有的甚至投靠了袁世凯。只有伟大的革命者孙中山先生他们却被血惊得更清醒。看来，是要兵戎相见。
现在，袁世凯万事齐备，要权有权，要枪有枪，最缺少的就是钱了。没有钱，权不灵，枪不响，袁世凯对此再明白不过，该捞钱了。捞钱却最不好办。举国上下，百姓骨瘦如柴，到处土匪横行，任你千税万税，总得要有税可收。鸡脚杆上弄不来几点油，最后还是只有请教他的心腹、捞钱专家——梁士诒。梁士诒（1869——1933） 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1894年中进士。1903年袁世凯聘为北洋编书局总办。1905年任铁路总文案，1907年奉派为邮传部五路提调、交通银行总理、署财政部总长。利用职权为袁世凯筹集经费。1915年发起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1918年又出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安福系国会的参议院议长。1921年依靠奉系出任内阁总理。次年奉系战败，亡命日本。1925年段祺瑞任命为交通银行总理。1927年任安国军总司令部政治讨论会会长。1928年北洋军阀崩溃，流亡香港。
梁士诒一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有“财神爷”之称。
梁士诒向袁世凯建议：“大总统，现在腰杆最粗的，只有洋人了，只要能拔到一毛，何愁无钱！如今天下，你要一搜刮，弄到的不是银子，而是遍地土匪。”
袁世凯心中活络起来，但洋人的钱可不是说拿就能拿的。可他深信，洋人会相信他还钱的能耐的。袁世凯点头道。
“只是这一毛拔起来，只怕有点难，现在我他妈是只能进补，不能亏损啊！”“大总统不必担心，只要钱到了手，还愁什么呢？只要能弄到钱，什么条件都不必怕。”
袁世凯大为赞同，立即指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前往洽谈。
赵秉钧（1864——1914），字智庵，河南汝州人。1902年受袁世凯委派，在保定、天津创办巡警，升至道员。1905年任巡警部侍郎。1909年被撤。1911年任袁世凯内阁民政部大臣。1912年袁世凯授以内务总长，国务总理。同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参加与策划刺杀宋教仁，案情揭露后，辞职。改任步军统领兼管京师巡警，北京警备区域司令官，镇压倒袁的国民党人。“二次革命”时任直隶部督兼民政长，1914年被袁世凯毒死。
帝国主义列强早等着生意上门。这些拿着枪炮的金融家，在武昌起义时，就看好袁世凯。他们毫不怀疑他的才能，都等着这位总统为对付他的敌人找上门来要钱。他们知道，这位大总统的信誉在外国金融市场上付得起巨额的利息。于是立即由五国的银行组成银行团：英国汇丰银行法国汇理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正金银行俄国道胜银行由汇丰银行的禧礼尔、汇理银行的贾粹尔、德华银行的柯德士、正金银行的小田切、道胜银行的基尔里组成谈判代表。
现在最缺少的就是疏通双方的翻译问题了。要疏通如此众多的代表们的语言交流，实在不是一件易事，这样的人选寥寥无几。各国在京大使馆推荐的人物中，都一致提到了辜鸿铭，不论哪国驻京人员都早已听说和见识过这位的语言天赋。欧洲诸国的语言、即使日本语言，也时常从他口中滔滔冒出。看来这件差事是非他莫属了。终于，银行团的首脑禧礼尔最后决定，聘请辜鸿铭做银行团谈判的翻译。
辜鸿铭到北京后，深感变化巨大，此时的北京早已不再是他前两次来过的帝都了。男人们头上的辫子不见了。长袍马褂还套在人们的身上，然而那种雍容华贵的官服和正宗的大红顶子消失了。人们在更加混杂、更加尘土飞扬的大街小巷踱着永远拖沓的步子，整个一副落泊样。女人们大多还有小脚，然而再不是从前那般深居闺房，羞答答绣花刺字了。年轻女子的脚已是一双天然的大脚丫子，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说起话来纵声大笑，毫无顾忌。更有甚者，烫了一头弯弯曲曲的乱鸡窝头发，穿上一双高跟鞋，一件旗袍做得紧扎扎的，要知道什么，就看得到什么……
辜鸿铭深为叹息，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辫子、长袍马褂双梁布鞋更耀眼更夺目了，更值得珍惜了。看到那些时髦男女们的装束，他总忘不了告诫一声：“别以为穿西装、着皮鞋就很时髦，那不过是西洋人的无聊玩艺儿而已。”他整日里坐在家中，研读诗书。钻研中国文化，时常有中外客人来访。每次神聊，总忘不了教训西洋人一番，替中国人出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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