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麟（1816—1890），湘军将领。又作玉磨，字雪琴，湖南衡阳人。早年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太平军入湘后，助县令筹防。1953年随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后率湘军攻陷九江、安庆、天京，加太子太保，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1883年任兵部尚书，并奉命赴广东会筹防务。后因病开缺回籍。
刚到张之洞幕府的辜鸿铭，见到大清官吏，如此忠心耿耿，印象极深，深信此清流运动之脊梁，为拯救中国之栋梁。私心里，比之为耳熟能详的英国纽曼大主教发动的清流运动。
特别是总督张之洞的知人善任，更使他佩服。在这里，他结识了张之洞的得力助手蔡锡勇、梁鼎芬、赵凤昌、梁敦彦等人。当中梁敦彦的经历更使辜鸿铭折服。
梁敦彦，字崧生，广东顺德人。1857年生。早年肄业于香港中央书院。1872年随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初入哈德福小学，续读西区初中及哈德福高中。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1881年清廷令回国，分发福州船政学堂，后奉派为天津北洋电报学堂英文教习。1884 年应张之洞聘。历任两广、湖广总督署文案，知州府候补道。1904年任汉阳海关道。旋继唐绍仪之后，任天津海关道。1907年4月，任驻美兼日、秘、古钦差大臣，仍留署外务部右侍郎，未赴任。9月任外务部右侍郎。1909年1月，署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2月任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1910年3月，兼会办税务大臣。1911年任外务大臣兼国务大臣。10月出使德美，耶鲁大学赠予名誉博士。
辛亥革命后，1913年任政治会议议员。1914年5月，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1917年7月，张勋复辟，任外交部尚书。议政大臣。复辟失败后匿居东交民巷。同月十七日，北京政府明令通缉他。1918年北京政府下令免予通缉洪宪、丁巳（张勋那次）复辟案内诸人。1924年逝于北京。
1884年张之洞聘请梁敦彦，梁敦彦到任后，正当硝烟弥漫之际，专门委派他主办翻译电报事宜，领导电报房诸生，处理日常电报往返，梁敦彦尽心尽力，干得很出色。
当时张之洞府下有一规矩，每月初一、十五都有一次行礼，文案委员与电报生分班站定，受张之洞训话。梁敦彦总站在电报房诸生行列，那些文案委员诸公，自命高人一等，无一人与梁敦彦交谈。
一日，又逢行礼时刻，张之洞出堂受礼，见梁敦彦与电报诸生站立一处，亲自上前，伸手拉他出列，命站到文案委员一列之中。说：“汝在此班内行礼。”
众皆大为惊讶。此后一帮文案见了梁敦彦，一改态度，格外殷勤，大不同于当初白眼相待了。
辜鸿铭对此事感触极深，一方面感叹官场世态炎凉，至有日后讥张之洞手下多伪君子。一方面更佩服张之洞之知人爱才，真大臣风度。日后，在张之洞幕中，辜鸿铭与梁敦彦最为莫逆。
1885年，清政府派英国人金登干前往法国议和，六月订立《中法新约》，法国人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越南，心满意足。
这边，中越边境上却日益危急，法国人的干戈已直指大清帝国。主战的张之洞等对李鸿章等的议和行动极为不满，矛盾越结越深。
此际，颇为懊丧的张之洞既受到朝廷赏赐，又迎来了生辰华诞，照例得热闹一番。府中宾朋满座，名噪一时的沈曾植也前来祝寿，张之洞关照辜鸿铭说：“沈公如当今泰山北斗，一代名儒，他的聪明无人能及，你要多向他请教。”沈曾植，生于1850年，卒于1922年，字子培，号乙斋，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中进士，历任训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1888年，康有为首次上书，即与之相交，支持戊戌变法。1898年受张之洞聘，往武昌任两湖书院讲习。1900年与盛宣怀等策划东南互保，旋署安徽布政使护理巡抚，1910年辞官居上海。辛亥后，谋复辟。
见面后，辜鸿铭即大谈西学西法，年长七岁的沈曾植默然无语，不置一辞，辜鸿铭意兴阑珊，问沈为何一言不发，沈曾植慨然叹道：“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得读二十年中国书。”
后恰逢二十年后，辜鸿铭又在张之洞的生日见到沈曾植前来祝寿，立即请差役将张之洞藏书搬往前厅，随入厅，坐定。沈曾植问他搬书干什么，辜鸿铭答道：“请教前辈，哪一部书前辈能背，我不能背？前辈懂，我不懂？”
沈知他意思，答说：“我知道，你能背能懂，你通中学，又通西学，今后中国文化这个重担子，就挑在你的肩上了。”
言下极为期许。后来，辜鸿铭曾对人说：“有人说我聪明，殊不知我的聪明。何能与沈公相比，中国有三个聪明人——周公、沈曾植、纪晓岚。”
话说辜鸿铭收到各国报刊后，即分门别类，归纳整理，定期向张之洞呈报，其明晰的分析，过人的眼光，对张之洞了解国际局势帮助极大。
此时的张之洞，早已不再只是一介抨击朝政时弊的书生。山西两年总督生涯，使他看到了民生的凋蔽，出任两广总督后，历经战事，对大清帝国的危机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深知大清王朝要保住江山，自然少不了清廉正直的官僚。但是只是清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张之洞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清流人物，通过这次中法一战，看透了大清王朝的衰弱，船坚炮利的洋人毕竟不是几句美妙的辞令就可打发的。
置身中法战争的张之洞，一开始还未越出清流人物的思想意识，不免有许多不谙国际事务的旧式官僚的陈腐之见，但在置身华洋杂处、万邦盟聘的华南门户——广州，接触各类外部事务之后，对大清王朝和国际事务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中法战后，张之洞得到朝廷嘉奖，赏戴花翎，与李鸿章等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与彭玉麟、冯子材等受到国人的一片拥护。但此战中，马江一役，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给张之洞以很大震动。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张之洞的思想为之一变，虽然终其一生，都带着清流之气，但此后，他毕竟认识到了洋务的重要。辜鸿铭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日后，曾有一段清晰的分析：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为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犹是欲行此志也。自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张之洞督粤五年，尤其是在中法战争结束后的三年，“舍理而言势”，大张旗鼓地兴办洋务，辜鸿铭等熟悉洋务的幕僚顿时大展其才，特别是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
在外交事务上，张之洞能比较合理地处置外务，与他手下辜鸿铭这样精熟洋务者的辅助不无关系。在中法战争期间，既抵制了法方的无理要求，多次照会香港和澳门当局严守中立，不得援法，并鼓励民众的抗战行动。与东南亚各国及美国交涉保护华侨事宜，保护侨民的利益，又避免侨民被大量赶回，引起东南各省动荡，实乃精明之虑。同时，加强中越边防，增设电话线，加强海防。为统筹洋务，张之洞还在1881年委粮道专办的基础上，1887年6月，专门成立“办理洋务处”，设在总督衙门附近，委任广州府候选和府蔡锡勇为提调，职坐办提调员外郎。辜鸿铭、张懋德、邝其照等分任德文、法文、英文翻译委员，专门负责搜集条约档案、中外图书，与各领事副领事以下人员晤商、研究各项交涉案件，训练广东地区外交人材等等。张之洞还通过办理洋务处办了一系列洋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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