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印象太深了，答道：“不知说过多少次了。”
老人长叹一声：“黑格尔是个自欺的学者。他的理论就是根据《易经》‘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写出来的。他竟据为己有，说是他自己的发明、创造。掉过头来批评《易经》理论不值一文，卖弄自己的著作。我希望你到我家去阅读那些译文，有的词句很明显，没有问题。有的词句很模糊，可能是翻译的人未能彻底了解原文，问题很多。我们可讨论讨论，等你归国深造时，也许会起到一些作用。别的话就不多说了，再见。”过了几天，辜鸿铭开始教房东姑娘学希腊文。教她学希腊文字母那天，就开始让她背几句《伊利亚特》。她笑着说：“你的教法真新鲜，没听说过。”于是，辜鸿铭告诉她自己学习的经过，两人一会儿英文，一会儿法文，一会儿德文，天上地下，聊得十分高兴。
就这样辜鸿铭一边教她学希腊文，一边继续在巴黎大学学习，同时用他的眼睛从这位高级交际花的庭园观察那些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人们的千姿百态。女房东不断告诉他这些部长、大臣、军官、政客们的异事丑态和他们赤裸裸的欲望。
还有那些不知所从的颓废诗人，他们总是和辜鸿铭纠缠不清，而他们最著名的代表，也许是法国人中最伟大的诗人波德莱尔，正在致力于描绘忧郁的巴黎。巴黎在他的笔下，犹如一座医院，每个病人都被想调换床位的欲望缠住。他在独自炼一把奇异的剑，把巴黎的欲望、美貌、丑陋、忧郁、嫉妒、反抗和死亡渲泄得淋漓尽致。
而那些躲在深刻的波德莱尔背后的享乐的颓废诗人，却以他们的无奈、浅薄、迷茫和彷徨占据了巴黎的街头。
一天，厌烦了的辜鸿铭同二十多名颓废诗人到老教授家，老教授扔了两个故事给他们，一篇是英译《桃花源记》，一篇是法译《愚公移山》。
老人毫不客气地说：“你们对科学悲观失望，慨叹没有真理，要知道科学现在还年轻，将来必会得到。你们说科学越进步，战争越残酷，杀人越多。那是科学误用之过。”
转眼数月时间就过去了。一天，老教授留辜鸿铭晚餐时，对他说：“自从《南京条约》订立，你的祖国门户大开。英、法、美、俄等国纷纷侵蚀中国。日甚一日，日本这个新兴岛国也虎视眈眈，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巴黎已对你没有什么帮助了，当今的欧美之学，不足效法，但又不能不知道，你确已知道了，回去吧。”
辜鸿铭谨遵师命，准备回国。巴黎，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染坊，在这里辜鸿铭终于装上了一副透视西洋人灵魂的西洋镜，锻就一身“金脸罩，铁嘴皮”的硬功夫。
巴黎的这一段经历对日后的辜鸿铭影响极大，日后的辜鸿铭眼里，皇冠、龙袍、将军、总督、洋人、富翁、车夫、乞丐……都被他的“金脸罩，铁嘴皮”功夫洗涮一番，恶狠狠专拣西洋货评点。
是年正值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
三、婚在东洋
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
南洋，马来亚。
阔别家人十四年后，西装革履、留着中分头、一副洋博士派头的辜鸿铭回到了槟榔屿。
此时，尼蒙橡胶园家中，对辜鸿铭寄以期望，给他信心的父亲，早已埋骨黄土，再也不能分享他异国的奇遇和成就。只有墓上的荒草在风中摇曳，辜鸿铭只能以自己的成绩告慰九泉之下的辜紫云了。如今掌理着橡胶园、支撑门户的是他的哥哥辜鸿德。
在家里呆不多久，学得一身本领、精通西方文化的辜鸿铭。被英国殖民地政府委以公职，派往新加坡。
在新加坡，他的日子倒也过得轻松自在，对他来说这一差事显然是极易对付，整日里西装革履。口叼埃及香烟。风度翩翩，满口英文，时而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语、闽南话，彻彻底底的一个西洋绅士派头。
辜鸿铭的这种生活会一直过下去——如果不是碰巧遇到游学法国、返国途经新加坡的马建忠，那么，辜鸿铭也许不过是一个成功的殖民地政府官员或者别的什么，而不会是日后名震中外的宣扬中国文化的发言人了。
这天，辜鸿铭正心不在焉地坐在办公室，整理桌上的文件，一位同事兴冲冲地找来，告诉他：“一位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中国人，到了这里。听说叫马建忠。”
辜鸿铭也没有经意，只是怀着好奇，想去看看这位不知面目的祖国的官员，即前去看个究竟，不想这一看改变了辜鸿铭日后的生活和命运。
马建忠（1845—1900年），出生于江苏丹徒，年轻时即开始研究西学。马氏一门三兄弟，个个不同凡响；大哥马建勋，淮军粮台。中国第一位神学博士。三胞兄马相伯，民国中兴人瑞，早年任徐汇公学校长，后创办复旦大学，曾任北大校长。马氏三兄弟，皆天主教徒，受西学影响极深。
马建忠幼年即就读徐汇公学，1876年，清政府派他赴法国留学，并担任使馆译员。回国后，入李鸿章幕，主办洋务，曾去印度、朝鲜处理外交事务。他精通西学，又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著有《适可斋纪言纪行》。精通英语及希腊语、拉丁语、法语，著有语言学专著《马氏文通》，选经、史、子、集中的句子，参照拉丁语法研究古代汉语的结构，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
辜鸿铭在法国时，正值马建忠亦在此留学，早闻其名，未曾相识。
辜鸿铭此时眼中的马建忠，长袍马褂，正宗清朝官服，大顶帽，气宇不凡，俨然正宗的中国学者派头，气象肃穆。后来辜鸿铭曾对这种天朝衣冠大发议论，忘却了“猪尾巴”之辱，与人谈英国人卜兰德对此等衣冠的感慨，这位上海工部局的书记官靠他的《江湖浪游》中称：五十年来，我西洋各国，因与中国通商，耗费许多兵饷，损失无数将士，每战辄胜，及战胜以后，一与交涉，无不一败涂地，是岂中国官员之才智胜我欧人耶？其品行胜我欧人耶？是又不然。若论其才智，大概即使为我欧人看门家丁，恐亦不能胜任；论其品行，亦大半穿窬之不如，此等无才无品之人物，何我欧罗巴之钦使领遇之，便觳觫畏惧，若不能自主，步步退让，莫之奈何！其故安在？余于此事，每以为怪。研究多年，始得其中奥妙，盖中国官之能使我西人一见而觳觫恐惧者，无他谬巧，乃其所服之黼黻为之厉也。鄙人之意以为今日我西洋各国，欲图救交涉之失败，急宜与中国订新约，以后凡外务部及各省与我交涉之大小官员，不准挂朝珠穿黼黻，逼令改用窄袖短衣耸领高帽，如我欧制。如此黼黻即不能为厉于我，则我西人之交涉庶不致失败矣。中国果能遵此新约，我西人即将庚子赔款，全数退还中国，犹觉尚操胜算也。
马建忠见来访者，一副西洋人的着装，分头、西装革履，一身当地政府职员的行头，遂抱拳拱手，和颜问道：“在下马建忠，阁下尊姓大名？”
辜鸿铭听到询问，即客气应道：“鄙人辜鸿铭，生长南洋，求学西洋多年，满脑子西洋货，身为炎黄子孙，无缘得识中国文化，亦无机会研习中国文化。今听说先生借道回国，途经此地，特来请教。”
入座后，马建忠命人奉上一杯清香的中国茶，尔后听辜鸿铭讲他的家世，求学欧洲的经历，学问心得。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