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
本世纪初，来华访问、游历的外国作家、诗人、政治家、记者……都如此声称，以一见辜鸿铭为荣。让我们稍微一瞥辜鸿铭的会客室以及与他交往的名人吧——
1891年，俄国皇储来华，赠他镂皇冠之金表。
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访。
1906年，与托尔斯泰书信往来。
在上海受德国亲王委托宴请访华的德皇子。
1920年，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来访。
1921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访。
无缘相见的印度伟人圣雄甘地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特别是那些西洋人，不远万里，扛着枪，载着炮，坐上轮船，打到中国来，进出圆明园、霸占紫禁城……啥都见过了，土地、金钱、古董、珍宝……捞了不少，竟然又兴致盎然、风尘仆仆来看一位中国人——辜鸿铭。
辜鸿铭，到底是何方神圣？！
辜鸿铭自己有个形象的说法，称自己：“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标准一个东西南北人。并且声称自己之所以姓辜，因为始祖是罪犯，但却不足为羞，数典忘祖，才真可耻。
辜鸿铭，字汤生，号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冬烘先生。
生于南洋马来亚的槟榔屿，求学英国、德国、法国，在西洋世界修得一身本领，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语言，深知西洋人的老底。西洋人的世界早已被金钱打扮得华丽无比，用金钱撑起一个个巨人的形象。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
1649年，温文尔稚的英国人把皇帝挂到了绞架上。
1776年，美国人弄了部《独立宣言》。
1793年，法国人毫不客气地砍了国王的头。
欧洲人，以其特有的工业文明，注定要席卷全球，哥伦布的航船开创一个世界性的历程。金钱、金钱，成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标志，欧洲人驶出剑与火的战舰，载回沾满血污的黄金、白银、珍珠、玛瑙……财富，使整个欧洲都为之疯狂。金钱，使所有的欧洲人都鼓足了劲。金钱正以它不同凡响的魅力，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兴高采烈的人们就是在这种心境中全力冲刺。
地球，以它命定的节奏赶到了十九世纪，十九世纪的世界已开始试图消化这堆常让人胃疼的成就……
柏克、科贝特、卡莱尔、纽曼大主教、阿诺德、托克维尔……怀疑地看着热情的鼓吹者，新世界的预言家卢梭、伏尔泰、狄德罗们充满激情的赞美，冷冷地审视着西洋人的世界。
金钱，更美妙、更精致、更诱人的杀人武器，赤裸的契约……
辜鸿铭在欧洲学习时，正赶上了这样一个时代，他的老师卡莱尔批判的激情早已吸引了他。他看到这些茫然的哲人们，正忙着寻求解救世界的良方，看到西洋世界的顽劣之处。特别是他以一个中国人的面孔出现在当时的英国爱丁堡，成了当地自负的英国人的沙文主义嘲弄的对象。使他更倾向于咀嚼西洋世界的毛病，以医治自己的创痛。
浸染了欧洲文明的辜鸿铭，带着一副西洋镜，回到他从未见过的祖国，精研中国经典。他难忘父亲的谆谆嘱咐：“不论你的身边，是些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你千万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古老的中国早已幻化成一个伟大的象征。侵扰着他的灵魂。西欧批判的浪潮，使辜鸿铭顿时觉得西方文明不过尔尔；而他的自豪感，深深的乡土情结，神话般的儒家治世，使他深信，中国文明正是欧洲世界的救治良方。而他自己正是向世界，特别是向欧洲人宣扬东方精神的当之无愧的传播者。他要拯救世界。
精心准备的辜鸿铭回到中国后，立誓要做个纯粹的中国人，担负起教化西洋人的职责。
辜鸿铭有幸进入大清封疆大吏张之洞的幕府，这一干就是二十年。在辜鸿铭看来，这是一场悲壮的使中国文化重放异彩的清流运动。
同时，辜鸿铭选中了中国的经典《论语》、《中庸》等，翻译成英文、德文，他是沾了“万世师表”孔子的光，沾了“不老的中国文明”的光。正是他，知道欧洲人在想什么，需要什么，以他的才智，他的眼光，对着欧洲人的胃口翻译过去，正好搔着了欧洲人的痒处。神秘的中华帝国借他的笔在欧洲人寻求“他山之石”的迷茫中，填补了空白。他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批判西方，以预言家的口气为西洋人画出一个美好的救世方略，使西洋人推崇备至，而他的文化背景，正好适合他斥责西方人对中国知识的浅薄。
在这个世界上，辜鸿铭成了积弱挨打的伟大中国文明的发言人。
伟大与挨打总是使辜鸿铭对西方人既刻薄又矛盾，他要替中国人扬眉吐气，用他在西洋世界炼就的一身“金脸罩、铁嘴皮”功夫，对他了解的西方人，对西方人的毛病，大加挞伐，毫不嘴软，用英文骂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用德文嘲笑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在美国报纸上说美国人没有文化……
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火的硝烟中，烦透了的西洋人，听到辜鸿铭的呵斥，无异于当头一棒，如悟妙道。顿时佩伏得五体投地。
访华的外国作家、记者、诗人、政治家……以及在华的欧美侨民，纷纷登门造访，听他道英国人的“流氓精神”，德国人的军国主义，中国文明的博大精深。
在西方人的眼里，辜鸿铭恰如他自己所希望的，成了东方文明的代言人，同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冈仓一起被奉为东方圣哲。
一战后的德国，最有哲学头脑的德国人。把辜鸿铭的著作列为哲学必备读物。特别是哥廷根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纳尔逊先生如此告诫他的学生：“我读辜鸿铭的书，至今已十多次了，多读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大凡一本书，倘若它的价值仅值得读一次，那么它的价值必定不值得读一次，我希望你再读一次，你的见解或许与现在不同。”
更有甚者，一位教授声称，如果他的学生不懂辜鸿铭，就不让他参加讨论。西洋人开始还不相信辜鸿铭的预言——一战中的德国必败，德国现在果然战败了，西洋人口服心服，遇到有争议不决的难题时，就提议找辜鸿铭去。辜鸿铭在中国人中则要寂寞得多。当他最活跃的时候，做了二十年幕僚，几年外交官，不过是个小人物。他的声名不出刘坤一、张之洞幕府。即使他后来名噪中国，站在北大讲坛上，拖着长辫子，讲授英文诗，在国人的眼里，他的名声多半来自于怪，最多不过是个怪人罢了。张勋复辟委任他为外务部官员，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纷纷点名，指为东西文化论战的靶子；复辟论的代表，纷纷抡起大棒，劈头盖脸地砸过去。一战两年，在辜鸿铭身上贴了一层厚厚的标签，仿佛他已是一件过时的文物，远古时代凝固的印迹，本应是博物馆中的文物，一个走错了时空的古人。总归不出一个“怪”字。
在国人的眼里，辜鸿铭的怪名声，多半还由于他天生的狂态，以及酷嗜小足，娶妾，逛妓院，穿长袍马褂，头上一顶平顶红结黑缎瓜皮小帽，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细细编成的色彩斑斓的长辫子以及他的骂人、骂世。
他得的怪名正可以和他在西洋人中间圣哲的名声相比。
真正知道辜鸿铭的人太少了。国人几乎很少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他活着的时候就总是充满着神话和传说。与圣雄甘地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相比，他在中国仅仅得了几位留洋学生贩回来的尊敬。唐绍仪甚至为他未获“国葬”鸣不平；孙中山把他列为中国精通英文的“三个半”之一。
一生获十三个博士学位，操九种语言，足迹遍天下，学问贯中西的辜鸿铭，难道注定只能在西洋人中间走红、在中国人中间寂寞么？
辜鸿铭活着时，就已是位传说中地位未定的人物了。
辜鸿铭对东方古国文明的痴迷、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剖析，无不表现了他对东西方文化的透彻了解，以及他急于凭自己的见识智慧来为这个世界把脉、继而“悬壶济世”的良苦用心。但是，他把文明的余渣也当作进补汤药端给社会，就免不了被有识之士所诟病、所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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