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9日，我和瑞卿一起到了昆明。瑞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每年都有巡视部队的计划。此行是计划的一部分。10日，他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见了面。谈话的时候，阎红彦、周兴都在场。大家请瑞卿同军区的一般干部见个面，作个报告。瑞卿说没什么报告好作，不过见个面和大家谈一谈，我是很愿意的。就去同大家见了面。回到住所，秘书就来说中央来了电话，通知瑞卿去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
我觉得有点突然，开会的事情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原来中央开会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书记处的几个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来都是在昆明的。他们想去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知道瑞卿也来昆明，电话联系好了在昆明碰个头，然后一起去看工厂。可是瑞卿还没有到，邓、李二人就被叫到上海开会去了。可见，开会，开什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
我们问阎红彦关于会议的情况，阎也说不清楚。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向彭真同志吹了一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我们就猜，也许是军事上的事？因为这样神密和紧急。
贺老总当时也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贺总问：开什么会？回答也是：到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安排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猜想开会是为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罗瑞卿夫妇到上海后的情形如何呢？我们还是接着引述郝治平同志的回忆吧：
我和瑞卿是12月11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通知飞机定在十点钟起飞。我们问为什么订在十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降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十点钟飞就十点钟飞吧。
在飞机上，瑞卿还像平常一样看文件，一刻也没有停。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上海市已经在脚下了，我说：“不要看了吧，就要到了。”他这才让秘书把文件收起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1日下午两点多。
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觉到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领导同志的爱人，在我安排她坐车子进城的时候，吴法宪在旁边一连声地说：“不要你管，不要你管，有人来接她的。”
吴法宪这个人有个特点，他平日里见了总长总是殷勤得过分。开关汽车门和脱大衣、穿大衣这样警卫员份内的小事，他都要亲自去做，而且次次如此，年年如此。有一次他甚互还跟我说过：“苏联人把斯大体称做他们的父亲。其实我们这些人还没资格称毛主席为父亲，我们只能将林总和总长这样的人称做父亲。”我就对他有点儿反感。这次一反常态，直挺挺地站着，一个劲儿地催我们上车，态度生硬得很。我心里想，这个人怎么了？一下子又成了这个样子。但是我仍然没有去想他。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显同志显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后来，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他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谈会议情况的。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在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但我们仍然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后来知道是建国路618号。现在是波兰领事馆），这时，陈丕显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容我们再考虑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下了牟，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我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楼上去了。这时候，空气显得十分紧张。会客室、楼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看样子我们已经被看管起来了。
我在楼上心里万分焦急，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楼下看看，不准。
我只好又回到楼上。过了一会儿，秘书找我说不让安电话（当时因为工作关系，瑞卿走到哪里，都要先安电话的）。我说，不让安就别安吧。我心乱如麻，那些秘书更感到糊涂。
我在楼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没有心思去看表。大约是七点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总理和小平同志走了。我就往楼下跑。正好瑞卿从会客室里出来要上楼。王鉴同志走上来要扶他，瑞卿推开他，可是自己怎样也没有力气上楼了。我搀着他上了二楼的房间。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看着瑞卿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好一会儿，我向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知道，谁都知道的……”
我看见，瑞卿流泪了。我心里难过极了。看着瑞卿痛苦的样子，又加上这几天碰上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病哭了一场。但是，这不能使我稍微轻松一些。面对着这个我无法理解的突然的变故，我想我们大概是遇上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事情。
整个上海会议期间，没有让瑞卿参加会议。说是要背靠背。瑞卿要求去见毛主席和林彪，把问题说说清楚。总理对瑞卿说，不要去见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瑞卿当时想见的就是这两个人，不让见，别的还见什么人呢？所以，哪儿也没去，就在那个小院子里。从11号到上海，一直到17号离开，这期间哪里也没有去，就在家里等着。参加会议的那些领导同志，谁来了就和谁谈。我不能参加他们的谈话，只能谈完了，听瑞卿讲一讲，他说多少，我就知道多少。
在这几天里，看得出来，瑞卿从一个生龙活虎、坚定自信的人一下子变得无可奈何。
不能参加会议，又不能去见主席，受着天大的委屈，无法辨白，真是说不出的味道。这五天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院子里走一走，那个院子有一条不到二十米的通道。
我们就从住房的门走到院子的门，到了收发室往回走。就这样一来一回地走。那时已经有人在监视我们了。我们自己也根本没有心情出去。就是心里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后来，总理和小平同志又一起来对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的，可以检查别的。”
瑞卿说：“别的有什么呀？”
回答说：“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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