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罗瑞卿回到北京，继续出席作战会议。不久，林彪也回到北京。
在作战会议期间，罗瑞卿经常到林彪处请示汇报工作，忠实地履行林彪“加强通气”的要求。
会议临近结束时，与会人员建议由罗瑞卿做总结发言，这一情况写在会议简报六十三期上。
5月25日深夜，罗瑞卿带着连日主持会议的疲倦刚踏进家门，秘书就送上了一份电话记录，记录的内容是林彪口授的关于作战会议第六十三期简报的指示：“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六十二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作法不对。明天要在各小组宣读。”
罗瑞卿捏着这一纸“命令”，眉头渐渐锁紧。他心里一阵阵发凉：关于作总结发言的事，不是他罗瑞卿个人提出的，是会议决定的，事先也向林彪请示过，并没有表示什么不同意见。何况，作为总参谋长，在军委主席和国防部长都未到的情况下，在一个小小的作战会议上做一个总结也是常有的……
“铃铃……”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罗瑞卿从“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中唤醒，他走到电话机前，拿起了听筒，电话里传来叶群的不阴不阳的声音：“喂，罗总长吗？……噢，今天我只离开了一会儿，谁知道就出了这个事情。一〇一发了大脾气，现在已经睡了。一定请你到这里谈谈，我会把事情解释清楚。”
叶群包打天下的口气表明，她对这事儿知道得一清二楚。
罗瑞卿不敢稍停，立即驱车来到林彪住处。
叶群在门口截住罗瑞卿，引他穿过一个卫生间，来到一间小屋子里，里面放了几张临时搬来的木椅。
使罗瑞卿吃惊的是，他看到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女儿林豆豆也在场。
叶群让座后，一本正经地指着儿女对罗瑞卿说：“深更半夜，我们两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豆豆和老虎也叫来。”
罗瑞卿心里一阵不舒坦，但他的注意力并不在这儿，他凝神听着这位林彪办公室主任的下文。
“总长啊，一〇一下午可是大发脾气了呀。他站在电话边要秘书把他说的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下来，并且看着秘书同各处打完电话……简报是导火线，其实总结发言的事并没有什么。大家提这个建议时我也在场嘛。一〇一是憋了一股子气，不发出来是不行的。他只好找自己最亲密的人发了。4月份你没来看他，到处放风，就是不来……我已经把电话记录追回了，这个事可不能再扩大。总长啊，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他是把你做为最亲密的人才跟你发脾气的嘛。”
这里插几句话，所谓4月份的事，是这样的：4月上旬，罗瑞卿在广州给毛泽东打电话，请示在北京召开作战会议的事。当时毛泽东在武昌。罗瑞卿说，他拟先到武昌向毛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的问题，然后到上海向林彪请示。
不久，毛泽东处回电话说：现在不要来，也不要去上海，先回北京开两个星期的会，以后，再分别到主席和林彪处去请示。罗瑞卿就回了北京。
罗瑞卿无话可说，一言不发地听着叶主任的“解释”。
叶群见罗瑞卿不吭声，停了一会儿接着说：“这事连杨成武、李静现在都不知道。我向他们的秘书交代了，不准告诉首长，这是纪律。”
“那，我该怎么去做呢？”罗瑞卿淡淡地问道。
“由我来转弯，啊，由我来转弯，说服一〇一不要公开此事。我说好后，通知你来。你见了他，不要再提此事，就报告你要去作战会议发言，准备讲什么，问他有何意见。但不要讲是总结发言。以后不管开什么会，大家都讲是发言好了，不要再讲什么总结发言。把开会的作风也改一改嘛。”
罗瑞卿无言地点点头，便起身告辞。
回到家时，夫人郝治平正焦急地等他。他一进门，郝治平立即迎上来，关切地问：“瑞卿，怎么样啊？”
“哼，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她叶群夹在中间算怎么一回事！”
罗瑞卿气愤地说着，把军帽脱下来，递给了夫人。
第二天，林彪夫妇又把罗瑞卿夫妇请到家中，叶群与郝治平、林彪与罗瑞卿分别谈了话，叶群以强制性的热情，又是劝慰，又是送花，并提出要罗家夫妇将孩子们的照片送给他们一些。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作战会议中心组会议上，罗瑞卿在发言中指出：“过去有一个习惯，谁主持会议，最后讲几句，有叫总结发言的，有叫发言的，没有统一规定，以后是否改一下，不叫总结发言……以后有些重要的问题，军委办公会议通过了，还要通过一下军委常委，最近有些未通过的，我负责。”
随后，郝治平找了几张小儿子的像片送去，叶群回电话说：“一〇一满意极了，马上装了镜框放在办公桌上。”关于这一阶段罗林两家的关系和罗林之间的“通气”情况，罗瑞卿的女儿点点回忆道：
我记得，我们好像还收到过叶群回赠的小礼物，那是一些漂亮的塑料小钱包，小手袋，那上面的娃娃人形，都镶着一些会动的眼睛。我大概是曾经很喜欢那些小东西，所以今天还记得那么清楚。
叶群也真的把老虎和豆豆送到我们家里来过，说是来学习活泼和开朗。我们对他们的印象是拘束、孤僻。还记得我们兄妹几个把老虎戏称为“猫”，因为他害羞得像个女孩子。
真没想到他后来会变成那样一个耀武扬威的法西斯小头目。
总之，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们一家和林彪一家的关系好像忽然“亲密”起来。我们这一群孩子哪里知道父母亲沉重的心情呢。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父亲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最难的就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向林彪汇报工作。原来规定的五条好像很明确，但实际上完全是一团乱麻。你若事前不打电话，车子开到门口，就说身体不好，不见。事前打电话，就说，不是说了吗？汇报用不着事前联系，要来就来。真的去了，又说，总是搞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搞得一个病人心惊肉跳满身大汗。那么下次就再打电话。又说打了电话头天就睡不着觉，一晚上都失眠。汇报时间短了，就说匆匆忙忙，敷衍了事。时间长了就说故意搞疲劳战，想把人累死。
1965年“八一”建军节后，父亲从北戴河给在大连的林彪打电话，要去汇报工作。林彪处回电话说：来吧。父亲不敢怠慢，那天天气很不好，大连方面大雨滂沱，但父亲坚持起飞，冒着倾盆大雨赶到了林彪处，连汽车几点几分开到门口都是事前联系好的。那次林彪倒是见了父亲。但事后硬说父亲的汽车开到门口林彪才知道，是又一次突然袭击。总之，每次去汇报工作，林彪都未就工作的实质内容发表什么实质性的意见，就是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上纠缠不清，蛮不讲理。如果说点点的回忆带着浓厚的为父亲鸣不平的味儿，那么，罗瑞卿在这方面的一些讲话也可佐证他在与林彪关系上的谨小慎微与良苦用心。
6月3日，罗瑞卿在军委办公会议上就通气问题提出：“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总部下面主要部的部长都可以到林副主席和贺副主席处去通气，使他们了解情况，便于他们考虑问题，并及时取得他们的指示。但也不要什么问题都到他们那里通气，要保护他们的健康。”
6月10日，罗瑞卿告诉肖向荣②，请他和叶群商量，为了一〇一及时了解情况，可否每次开办公会议请他们派一个秘书参加。
（②肖向荣时任总参办公室主任。）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