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七律·到韶山》来记述这次故乡之行：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他在诗前小序中写道：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1959年8月。江西庐山。
毛泽东从故乡出来就直接上了庐山。中央决定这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罗瑞卿没有参加庐山会议的前期会议。他奉主席之命去湖北阳新考察救灾工作。在他来庐山之前，毛泽东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提出十八个问题，主要是关于当前形势、今后任务以及一些具体政策。他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分六个大组座谈讨论。讨论中大家在原则上都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是，有许多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
虽有成绩，还很不够，要求进一步深入进行。有的还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感到沉痛，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而另外不少与会者则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护短，不愿意多讲缺点、多听批评，甚至认为纠“左”已经过了头，使干部群众泄了气，出现了右的倾向。刘少奇指出：“1958年经验丰富，教训深刻。
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朱德在中南组发言时说：“食堂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农民要富，要使之富起来，不会成为富农路线。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其他乱得不太大。”
会议一开始就存在两种认识，但气氛还是很好的。分组会上畅所欲言，充分发扬民主，加上白天开会，晚上进行看戏、跳舞等文娱活动，气氛轻松活泼，大家称其为“神仙会”。
7月14日，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出于对会议未能透彻地解决问题和统一认识的深切忧虑，在西北组会上做了发言和多次插话之后，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信给了毛泽东主席，请他参考。他的信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认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
这种矛盾就其性质来看，“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主观上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和片面性，“犯了不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等等。7月16日，毛泽东把这封彭写给他个人的信件亲笔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全体到会的同志，在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在小组讨论中，有人对彭德怀的信提出了不同意见，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人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张闻天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分析，强调应该多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等人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7月23日，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讲话，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把我们讲得一塌糊涂，他们把自己也抛到右派边缘了。他对彭德怀等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逐条加以批驳，认为他们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重复了反冒进的错误，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此时，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就发动了，整个会议出现了从纠“左”向批右的逆转。
从8月2日起，会议扩大为八届八中全会，主题已变为对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的斗争。
罗瑞卿此时上了庐山，“反右倾”已成定局。
1959年9月17日，当彭德怀被免除了一切职务后，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在他的提议下，罗瑞卿离开公安政法战线，又回到军队工作，任总参谋长。
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军委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第十二章 抓军政走边防 干练参谋长
1959年9月，庐山会议结束以后。
彭德怀被罢官后，林彪兼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他提名罗瑞卿任总参谋长。罗瑞卿回到了军队，为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
9月29日，罗瑞卿出席公安部欢送老部长的大会。在会上，有人提出请老部长作临别赠言。罗瑞卿素来擅长即席演讲，加上他在过去十年中主持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公安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以一贯的爽快没有推辞之词，把经验总结和满腔希望化作了下面的话语：
十年来，如果说我们的工作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基本上执行了党的路线，基本上完成了党交给我们在公安战线方面的任务，那么，这首先应当归功于党，归功于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归功于我们党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我们的斗争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不要说不能取得很大的胜利，而且是危险的。我们公安机关是权力机关，不听党的话，脱离了党的监督，是可以办出坏事的……我过去也讲过，像公安机关这样的权力机关、专政机关、一定要有监督，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人民群众的监督，第三是国家法律的监督，第四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监督。我曾经把这点体会向主席报告过。他说这个对，但是中心的监督是党的监督。如果这个监督不起作用，其余的监督那是空的，这个监督起了作用，别的监督也就会发生作用。我们党委领导这一条做好了，即使犯错误也有边，而且会及时发现及时纠正……群众路线这一条我们也是不能忘记的。这就是要把公安工作变成全国人民的事情。要永远相信群众中的多数，在工作中时时刻刻依靠群众……
罗瑞卿的告别讲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他带着这样的认识和经验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国庆节过后，他即到军委上班。
10月14日，罗瑞卿参加新组成的军委第一次常委会议，会议决定设立军委办公会议，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并对重大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在这次会议上，罗瑞卿被指定为会议召集人。
11月4日，罗瑞卿给军委写报告，请示《关于民兵工作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提出：提高全党全军对民兵战略地位的认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民兵制度，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武装全民的制度。对于未来导弹和核武器战争，必须依靠民兵，实行全民防御，建立全民防御网。
1961年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1961年11月，罗瑞卿又兼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
翌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包括聂荣臻、罗瑞卿等在内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两弹的研制。毛泽东指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同年9月，罗瑞卿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65年1月，他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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