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情不自禁地回头眺望对岸举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的群众，心里涌起一阵阵恍然若失的惆怅、难分难舍的离情与暖融融的感觉相交织的情绪。
队伍又开始缓缓移动了。罗瑞卿挺了挺腰板，又迈步向前。他回头招呼了小陈一下：“小陈，跟上。”
“是，罗局长。”
警卫员陈德先轻轻地应一声，紧紧跟在罗瑞卿的身后。他望着罗局长高大宽阔的背影，觉得罗局长今天好严肃哟。往日的罗局长是那么和蔼、平易啊。他一边缓缓移步，一边想着心思，一件往事浮现在脑际。
那是几个月前的一天。
陈德先调到一军团保卫局在罗瑞卿身边当警卫员以来，一直有一件事埋在心里，总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但是，他又怕像刚参军时那样，因为在一次战斗后同别人议论部队伤亡，被视为动摇军心，结果被打成“AB团”分子，关入牢房。是有人出面作保，说他年龄小才被释放。那次经历，使他一直心有余悸。来一军团保卫局后，他发现这里没有与他先前所在的部队一样的那种人人自危的清除“AB团”的气氛，不仅政治气氛远没有那样紧张，而且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也极为融洽。生活了一段时间，他的紧张情绪渐渐放松了，消除了。在想了好几个晚上后，他在那天早饭后向罗局长的办公室走去。
走到门前，手已经扶在门上了，又缩回来。想到罗局长对他的关怀，想到罗局长说话时那张温和的笑脸，他又抬起手来，轻轻地推开了门。
罗局长正在读书，听到门响，抬起了头，温和的目光落在小陈的脸上：“有什么事吗？”
“罗局长……我向您报告一件事……前不久，我母亲想叫我回家……”
“回家做什么？”罗局长合上书，扭身朝着小陈。
“她……她叫我不要当兵了，把枪留下，一个人回去……我……我没有听她的话。”
“你做得对嘛！革命很坚决嘛！”罗局长一边说着，一边把小陈拉到床边，按他坐下，放低声音又说：“你母亲要你回家是要你开小差哟！”
“她让我开小差，那是反革命，我不干。”
小陈赶紧说。
罗局长微微一笑，摇摇头：“哦，不能这么讲，凡是父母都想自己的孩子在跟前。你只能说她思想不进步，不能说她是反革命。再说，你又没有那样做，就是做了，也不能说她是反革命啊！”
“我当时不敢给你讲，怕再成了‘AB团’，反革命，被抓起来，关禁闭……”小陈不好意思起来，眼睛盯着脚尖。
罗局长拍拍他的肩膀：“唉，你，小孩子不懂。那是肃反扩大化，乱抓乱杀，是错误的。今后，你还怕么？”
又一阵秋风掠过桥面，小陈从往事中惊醒，他险些要踩到罗局长的脚后跟了。那天他是轻快地走出罗局长的办公室的。可今天晚上，这气氛，严肃而沉重，他仿佛听到罗局长又吐了一口长气。
红一军团直到午夜才全部过桥。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要撤离根据地，要进行一次跨越十一个省的万里长征。
1934年12月1日。湘江血战的第五天（最后一天）。
凌晨3点，一封保证执行命令的电报发到一、三军团。
聂荣臻在后来回忆说：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则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截断。我一、三军团长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全部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打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从接到电报到清晨，所有一线部队都在按照要求准备战斗。为了贯彻凌晨3时中央局、军委、总政的电报指令，军团保卫局的红色政工人员，已组成了“执行小组”作临阵“督战”之用。
＊ ＊ ＊
当时任一师四团团长的耿飚同志在其回忆录中记下了这凝重的一幕：
＊ ＊ ＊
12月1日早晨是个清冷的早晨，银霜遍地，寒风料峭。我的疟疾刚刚发作过去，正披着一床毯子在各连阵地上检查工事，敌人的进攻就开始了。先是敌机轰炸，继而集团进攻。开始，敌人猛攻一师三团阵地，没有得手；便转而进攻一、二师结合部。这里是我们团与一师的边界，有一条弯曲的干涸河沟，不易发扬火力，终于被敌人攻进四五里地。正当我与李英华参谋长在组织突击队，准备向入侵之敌反击时，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同志到阵地上来了。
因为结合部被敌突破，我们赖以依托的白沙河防线就有随时被攻进的危险……当我看到罗瑞卿局长提着驳壳枪，带领着执行小组向我们走来时，心里不由一悸：糟！
那时“左”倾路线还占统治地位，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彼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这是照援外国“经验”的恶果。在战场上，尤其是战斗失利的时候，保卫局长找上门来，大半是不妙的。
果然，罗瑞卿同志来到我面前，用驳壳枪点着我的脑袋，大声问：“西城，格老子怎么搞的？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西城”是四团代号。罗瑞卿同志当时腮部有一伤口，是二次反“围剿”时在观音岩负的伤，由于愈合不好，加上他那严厉的神情，真有点“咬牙切齿”的样子。
我说：“你看嘛，全团伤亡过半，政委负伤，我这当团长的已经拼开了刺刀，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一个团抵挡十多面的正面，结合部的失守，也是战士全部牺牲后才发生的。”
李英华同志赶紧报告：“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一定要夺回来。”
罗瑞卿同志缓和下来，说：“四团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嘛。”
他用了信任的语调，我们才松了一口气，立即组织突击队出击。罗瑞卿同志为了缓和刚才的紧张气氛，给我一支烟，并说：“指挥战斗不要披着毯子，像什么样子嘛。”
警卫员杨力与他是熟人，赶紧把他拉到一边，诚恳地说：“罗局长，您弄错了。我们团长正在打摆子，是我给他披上的。”
罗瑞卿同志这才真正后悔了。他与我温和地谈了一会，告诉我：“红星”纵队刚刚渡过一半，阻击部队务必顶到12时以后才能保证大部队完全渡过。
我直言不讳地说：“每分钟都得用血换啊。”
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自语了一句：“格老子！打！”就匆匆走了。临走对杨力说：“过了江，到‘戴胡子”那里给你们团长要点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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