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把这一精神贯彻到每个职工的心里，烙入脑子里，卢作孚把民生精神写在墙上，印在职员的床单上，刻在茶碗上……凡是民生公司的轮船所到之处，民生精神就传播到那里。
为更响亮地提出民生精神，卢作孚提出了与之相应的口号：
“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
“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润的。”
“公司问题职工来解决，职工问题公司来解决。”
“捏紧拳头，裹紧肚皮，艰苦创业。”
卢作孚已将民生公司拉入正规化轨道。他原先构想的各种宏图已一一化成现实。短短几年间，卢作孚在群雄纷争的川江上很快形成了一统航业之局面，令人震惊不已。
万里长江群雄逐鹿，疯狂的竞争，民生公司负债累累。人们预言它将
倒闭，谁料却独领风骚！
1934年夏季开始的时候，重庆有些闷热。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一年的夏天将让人感到躁动不安。
正午时分，卢作孚来到长江边。望着滔滔东去的江水，卢作孚陷入了沉思。
1932年夏天，民生公司的“民主”轮，首航上海，开辟了一条民生公司的处女航线。这是一次颇有里程碑意义的航行，它标志着民生公司正式涉足长江中下游，参与竞争行列。
统一川江航业的节节胜利，并没让卢作孚陶醉。他深知这仍是一个开端——就像他将每一次胜利的终点重又作为起点一样。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民生公司还不具备参与竞争的力量；当时长江航业上有四大公司：英商太古公司、怡和公司，日商日清公司，国民政府的招商局（轮船公司），他们占长江航运吨位的80％左右，几乎垄断了长江航业。长江航运界流传着一句话：“太古船多，怡和钱多，日清鬼多，招商人多。”民生公司若想参与竞争，必须首先具备雄厚的实力。然而，民生公司由于连年兼并川江上的轮船公司，所有的利润均转换成购买轮船款，帐面出现亏空，开始负债经营。有人建议卢作孚先在川江上游站稳脚跟，再向长江发展。卢作孚不同意，认为时间紧迫，应走边创业边发展之路。于是，他在兼并川江航业的同时，开始向长江中下游发展。
民主轮首航上海，是民生公司的创举，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这种喜悦昙花一现，人们很快便发觉民生公司卷入了一场疯狂的竞争之中。随着这种竞争的升级，民生公司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这个时刻很快就来到了。
民生公司在川江上游“化零为整”的时候，还没引起外商的足够注意。到了1933年，民生公司在川江上游的航力猛增。当它占居一半数量的航次之后，外商开始注意到民生公司的胃口不只是满足川江，而是要吞下长江中、下游。1934年的时候，民生公司连续收购了几家外商轮船公司的4只轮船，引起了外商的不安，他们发觉民生公司的飞速发展对自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而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民生公司。
还有一点激起外商对民生公司仇视的是卢作孚在担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时的旧仇！
太古、怡和、日清三大外国公司立即加紧了倾轧民生公司的步骤，或明或暗，或联合行动，或个别出击，采取压低或抬高运价等各种手段，以争夺顾主，打击华商，控制市场，务求挤垮民生公司。
卢作孚记忆最深的是1925年三北公司老板虞洽卿的惨败——整整6年没有翻过身来。为提高竞争能力，三北公司独自降低了运费，因此在长江航业界引起轩然大波。外商立即作出反应：猛将运价压低四分之三！外商一个个财大气粗，亏了有各自的政府补贴，还有海轮航线的盈利可补，可三北公司就没有这些优势了。过不了多长，三北公司招架不住，屈尊求和，答应外商今后不再单独调价，6年内不在长江上添置新船。
虞洽卿并非无能之辈，是实力雄厚的资本家，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物，当过上海总商会会长、淞沪市政会办、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等要职，背靠着蒋介石。如此人物竟遭此惨败，其他人又怎样逃脱？
卢作孚从江边回到公司后，桌上的一张报纸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张英文航业周报。报纸上，一行文字跳入了他的眼帘：
“川省势力，向下游推移，直达沙市。过去川人排外之精神。或将采取中国货只装中国船之方式暴发于省外……”
很明显，是冲民生公司来的。过去，外商一般采取的对策是统一压价，现在他们舆论先行，为的是引起华商对民生公司的不满。
卑鄙！卢作孚心里已明白了民生公司目前的处境，颇有四面楚歌的味道。
几天后，卢作孚发现，外商的轮船一改过去的作法，穿梭于长江之中。从船长到船员，一改过去对待乘客的态度，对客、货极其殷勤、热情，船上的各种设施也加快了改善。
为招揽顾客，外商一致大幅度压低了票价，日清公司做得更绝，乘客可以不买票，白坐船，甚至还外加送一把东洋伞。
货价猛跌，从上海运到重庆的棉纱，由原来的每件25元降到4元，有时降到2元；重庆运至上海的药材，由每百公斤6元降到1元；一担海带由上海运到重庆仅收2角5分钱的运费！
外商的意图非常明显，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挤垮民生公司！挤垮民生公司就意味着垄断长江航业。
外商还利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特权，由使馆、海关出面，制造种种借口，刁难民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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