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防局？知道，知道。过了三道木栅垒就是，有块牌子。你拣直走。”
老者边说边回去闩上了木栅。
卢作孚沿着青石板铺就的街道，走了约摸20分钟的光景。他一直在左顾右盼，仔细地巡视着这条一眼望见头的街道，以及两旁参差不齐的门楼、屋檐、牌匾。街道两旁流着黑乎乎的脏水，散发着一股股霉臭味。一群蓬头垢面的孩子，好奇地打量着这两个陌生人。
峡防局设在一处破庙里。庙前挂了块牌子，一名士兵拄着枪，站在门口。
士兵一见来了两个陌生人，将枪一抬：“干啥子的？”
卢子英上前答道：“找熊明甫副局长。”
士兵满腹狐疑地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两位穿戴普普通通的人：“熊局长没空。”刚说完，又觉后悔，人家一开口就找熊副局长，口气蛮大的，怕是有来头的吧？于是，又换了口气：“找局长有事吗？”
“麻烦你进去通报一声，就说有个姓卢的想见见他。”
姓卢的？士兵没吭气。
卢子英可沉不住气了，吼道：“你马上给我进去通报，新任峡防局局长卢作孚上任来了。”
士兵一听傻了，想不到这新任的局长不请自来，连声道：“是，卢局长。”
又是一个难熬的春夜。卢作孚仰躺在硬木板床上，久久不能入眠。上任一周了，这里的一切比原先想象的要糟很多，尤其是匪患，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三峡两岸大山连绵、森林茂密，土匪隐藏其中，集散灵活。”有资料记载：
“自清代盐枭张大同在此落草占山为王以来，就开创了匪患的历史。百余年间，土匪就像田中的杂草，割了又生。土匪打家劫舍，杀人越货，难以计数，仅各股土匪为争地盘就火并400余次。著名的匪首先后就有唐大鼻子、铁匠老横、磁器罗汉、三眼童儿、陈大娃子等。……百姓无计，逃荒他处；地主富豪修筑碉堡，购置武器，豢养家丁，有的与土匪通气结好，使百姓匪上加匪。事情有时荒唐到了如此地步：荷枪实弹、铠甲鲜明的官军过境，竟要与土匪有关系的团防护送！民国建立以来，官府对土匪一是剿灭，二是招安。华莹山顶有个庙叫宝鼎庙，是土匪的老窝，四川军阀对其招安，一夜之间封为军官，人们讥讽他们是‘宝鼎军官学校’毕业的。其中匪首唐大鼻子被封为川军2师5营营长，带着人马驻守北碚。他公开宣称，在他的防区内他要保民，不出抢案，交换条件就是地方按月给他纳‘保险金’。结果，他不抢此地，就去抢彼地，冒犯了另一股土匪，互相残杀，唐大鼻子被人乱枪打死。这样一来，官匪难分，土匪日多，波及面日大，不管是富室，还是穷家，都实在受不了这种折腾……峡防局成立后，以防范为主，虽然也剿了几次匪，但收效不大……”
如果不从根上清除匪患，只一味地围剿，土匪势必像割野草一样，割完一茬又长出新的一茬来。卢作孚寻思道：必须进行人的训练，从提高乡村人的整体素质着手。
主意已定，卢作孚吹灭油灯，才发觉天已黎明。
一夜之间，北碚大街小巷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
“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
“造公众福，急公众难。”
……
卢作孚深知，要建设，要创造，必须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有秩序的社会。他一面整顿峡防局，训练士兵，一面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参加肃匪斗争。
他大声疾呼；
“社会不安宁，绝没有安宁的个人或家庭。”
“要使地方安宁，必须使匪不安宁。”
他多次召开民众大会，号召整个社会都武装起来，消灭匪患：
“团防是被匪徒抢劫、逼迫得无地偷安了，才办起来的。我们要想身家性命得到安全，社会有秩序，不是仗恃有团，而是仗恃无匪……必须使大家行动起来，不说使民众武力化，也应使武力民众化！”
一场全民肃匪运动序幕拉开了。
熊明甫这位副局长万万没想到，一介书生意气的卢作孚刚来北碚不多日，就在犹如一团死水的北碚，突然投入一块巨石，激起冲天巨浪。
熊明甫服了这位新来的局长：“多少年的隐患，你一来就没了，我彻底服了。”
“这才是一个开头啊！”卢作孚道，“要肃清土匪，一要寓兵于民，二要化匪为民。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攻心为上，杀戮宜少，以匪治匪，鼓励自新。还得稽查奸究，就必须认真调查和登记户口；要防止流氓的产生，以杜绝匪源，必须禁绝赌场、烟馆。真正做到长期无匪，不产生新匪徒，还需从各方入手，来它个斩草除根！”
卢作孚抬起手猛地往下一劈：“这就是我的乡村建设理想。”
卢作孚为北碚的乡村建设营构着一个“现代中国的缩影”。他在《乡村建设》中写道；
“建设的意义是说：今天以前没有举办的事情，把它举办起来。这是好多乡村朋友不很明白的，因为他们骤然见着今天以前没有举办过的事情，他们不会明白这事情的意义。……乡村的朋友不但不懂得建设事业，而且不愿有，深怕有建设的事业；不但是无知识的人们是这样，尤其是那些在乡村的地位很高，名望很好，权力很大的人是这样。因为他们另有经营的事业，是他们向来把持着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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