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陈毅在外地的第一个报告，便是在邯郸局谈毛泽东军事思想。那天是1947年11月25日，听众是土地会议的参加者，听众中还有陈毅的老战友贺怡。陈毅古今中外，引证历史，分析现实，抓住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个核心，从战略战役战术技术战勤等各方面论证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学习和运用的伟大意义。如此着重地提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毛主席的军事学”、“毛主席有关战争理论的问题”，并给予比较系统的阐述，当时是不多见的。
陈毅此后所作的报告都是有关华东野战军自卫战争一年来的情况。陈毅报告中总结得最好的是在战争初期如何“抛出空间，换取时间”，执行诱敌深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他的论点是唯物辩证的。既要反对保守地方不愿集中的地方主义，又要反对不顾地方坚持的高度集中主义。在集中的进度与程度上，也是既不集中过晚过少，又不宜集中过早过多，要做到兼顾主力歼敌与地方坚持。对于解放区的城市，则是既反对拼命死守，又反对不战就逃，以利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并掩护地方撤退和主力集中。在过分性急要求决战的问题上，则既强调战争的长期性，反对拼命主义的决战，又强调每次歼灭战都是部分的决战。执行此方针最要反对的是逃跑主义，因为逃跑主义者还有理论：蒋占区不能坚持，蒋介石比日军有社会基矗所以陈毅与华东领导者们既从行政上阻止逃跑，组织和督促撤逃者回原地坚持斗争，又分析了反动派在共产党的斗争揭露与自身的横行暴虐之下已失去了包括大部分地主富农在内的民心。对毛泽东的歼灭战战略方针的运用执行能作如此全面的分析，只有陈毅、粟裕这样的负战争重任的实践家和战略家才能做到。
此外，陈毅在他的几个报告中有3个很值得注意的要点：一是战役组织实施中采取以强劲主力对敌重兵集团实行纵深楔入，分割包围，并钻隙挖心，打掉其指挥部的战法；二是指出我军战略的先进与战术技术的落后；三是反复强调既要支援战争又要爱护民力，要科学地组织后勤工作。这在山东作战时陈毅就已有联系战略全局的讲话。此次在邯郸，他从薄一波和地方干部那里更多地了解到华北解放区的沉重负担，因而每次报告都要讲到。
这样豪情激越，纵目中华的陈毅，还能有所疑虑吗？陈毅1947年一路北上，所见所闻所遇是不能不令人惊动的，以至他在1948年元旦到晋绥，觉得有必要把使他惊动和警惕的情况和问题用电报告诉粟裕、陈士集、唐亮，以免犯右倾的错误。（在华东，有人爱在背后告陈毅的状）这就是1948年1月陈毅“对华野部队（粟陈唐）整党的建议”。“建议”中说：“……土地会议后整党放在第一位。整党以来短短的二三个月很快发现在我各级党委内纯良分子甚少，一般为地主富农分子所窃据，或直接间接为地主富农所掌握，至少是地主富农思想处于统治地位。在晋冀鲁豫……一般估计该区50万党员至少20万应清洗。”
陈毅1月的“建议”，显然是受到了当时的一些地区“搬石头”的影响，因而提出的建议就过分强调出身成份，过分强调“组织解决和纪律制裁”。
陈、粟部队1948年1、2月份的“贫雇农当家”等过“左”的做法，和陈毅这份“建议”不会没有关系。这和1948年4月华野一兵团高干会议反军阀主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对各种不良倾向作了严格批判，但没有伤一个人，没有处分一个同志”（陈毅总结），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而陈毅4月主持高干会议之所以和1月判然不同，正是1948年1月上旬到了杨家沟，受到了中央十二月会议反“左”的启迪，并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评衡左右费思量”的结果。
陈毅一路的生活也不自在。在雁门关虽有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带一个团前来迎接，但这还是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时候，广大地方干部正在被“搬石头”。1948年6月陈毅在宝丰向中原干部传达时回忆说：“有些地方土改整党过左，几个县政府被解散，县长县书记都押起来，以致有几个县饭都吃不到。因为县政府揭了底，打垮了，没有人负责。”“今天是贫雇（农）当权，成立主席团时，选出了一个火夫，一个马夫，一个奶妈。那些部长、厅长、委员、科长都傻了眼。会场里贴着‘贫农席’、‘雇农席’、‘王八旦席’，入会场时，贫农入贫农席，雇农人雇农席，有些人既非贫农，又非雇农，无处去坐，他们就讲‘你为什么不坐，你们还客气，要整党，要革命，就是革你的命。你们回去把你们所有的表、笔、皮袍，全部集中大礼堂，我们要分浮财！’并且强迫他们去坐‘王八旦席’。更恶劣的是当奶妈的也不带孩子了，反过来说：‘你给我弄饭吃，现在你要为人民服务’。火夫也不做饭了，‘你们厅长来给我做饭’。马夫也不喂马了，这是彻底的翻身。”
陈毅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与生活环境中行路的。当时正逢大雪，“雪拥兰关马不前”，陈毅行行止止，除了惕然地写了给粟、陈、唐关于华东部队整党工作的建议之外，又写了《大雪过雁门关》、《神池岢岚道中》：
昨日过雁门，今日越管涔。
冽风吹裘薄，积雪照夜明。
在海拔2400公尺以上的管涔山区的雪夜，冽风吹得皮大衣也薄如罗缟倒是真的。然而“左”的冰雪能否照明，却属疑问。真正使陈毅心明眼亮、胸襟一畅的，还是杨家沟的晴空。
第二节 “小住杨沟一月长”
陈毅到达杨家沟时，“十二月会议”已结束了一个星期。中央办公厅安排陈毅住在小招待所。这是一幢平房，紧靠毛泽东、周恩来两家住的那个院子，从雕花门楼出入来往很方便。
毛泽东当即把“十二月会议”的全部文件和记录交给他看。其中主要的当然是毛泽东所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陈毅吞读之下，顿觉心胸开朗，急欲一吐肺腑之言。
中央办公厅为替陈毅“接风洗尘”，特地通过贺龙的部队从黄河东边搞了鱼来。有肉有鱼，在当时的陕北算是盛筵了。毛、周、任、彭、贺都出席奉陪。谁料一到席前，陈毅突然大笑道：“这里都是王八蛋席啊！没有一个贫雇农！”众皆愕然。陈毅乃将一路所遇的“左”的现象如实道来。陈毅后来在宝丰向中原干部传达时说：“我到陕北会见毛主席和中央许多同志时，那时他们正在作这个决议（纠正左倾机会主义的决议，后以任弼时讲话形式发表），我也起了一点作用——把沿途所见报告了一番……作了一次新闻记者。”
陈毅“小住杨沟”最有意义的事是和毛泽东促膝长谈，在毛泽东无拘无束的畅谈中，深入领会十二月会议的精神实质、背景奥妙。陈毅自己已经能够预见1年2年最多3年取得解放全国的胜利，因而与毛泽东大有共同语言。
但是听毛泽东详细谈来，却又不能不佩服这位领袖所虑之深，所谋之远。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除了“左”倾盲动、发昏做梦，从来没有说过已可夺取全国胜利，只说局部的胜利。即使在日寇投降之日，毛泽东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正视着强大的国内敌人，不提全国胜利。即使在1946年11月21日，毛、周、刘作出了全国人心向我及“蒋军必败”的判断，作出了可以争取在3至5年之内打倒蒋介石的历史性判断，也还是作了最困难打15年的准备。只有到如今，战争第一年的内线歼灭战方针完全成功，战争第二年的外线出击，把战争负担加到蒋介石身上的战略也已肯定成功，才宣布将要夺得全国胜利。这就显出这一判断的充分有把握和极为慎重。这才是全局驾驭者的风度。
从外线出击以来，一直到1948年元旦在晋绥作长篇报告，陈毅一直在讲反攻，为反攻的真实性和胜利辩护。而毛泽东12月25日的报告开宗明义的最先两句，却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反攻”与“进攻”，一字之差，一般人读来不会注意，陈毅却眼前一亮，立刻想起关于“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讨论。当年有的同志主张改为“我必自卫”。毛泽东说“不，一定要‘犯人’。”如今，反攻还可以理解为打到自卫战争爆发前的位置，进攻就不再有限度了。毛泽东交谈中幽默地表示：去年8、9月中央只说反攻，反不过去还可以退回来。现在刘、邓和你们反出去站住了，不会被赶回来了，我们才决心说：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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