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在望，毛泽东却仍然慎重，即使在党内也只是讲“准备在几年内取得全国的胜利”，具体一点，则估计5年，从1946年7月算起的5年。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产生速胜论，防止对困难和意外事件估计不足，骄傲轻敌盲动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曲折。仅此一端，也使陈毅感到毛泽东毕竟比自己老练沉稳，因而反倒能使人对胜利信心更足。
对陈毅启示最大的是毛泽东从战略谈胜利的战争理论，陈毅惊叹说“这是古今中外没有人讲过的”。这一内容，后来成为陈毅在宝丰向中原的县团以上干部传达的极为精彩的主要部分。这军事理论的具体阐明，还解决了陈毅他们的一个疑问。陈毅在宝丰传达时说：“我们（华野司令部及六纵）在渤海曾要求一个礼拜的时间作些准备工作，中央不准，连电要我们赶快过河。
到聊城后，我们要求停3天，解决给养问题弹药问题，并安置一下伤病员，中央急电催我们过河……当时真是火烧屁股追的紧。现在我们才懂得了这是事关战争成败。”
陈毅他们在山东和豫皖苏时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央在1947年夏秋来电常常表扬西北野战军？连同“火烧屁股”催过黄河一起看来，好象中央对华野领导颇有不满，特意抬西北压华东似的。这次陈毅到杨家沟，正好西北野战军召开高于（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就让陈毅去参加，并作华东野战军情况的报告。陈毅看了前几天的几个报告，先后出席了10次会议，他在西北野战军会议上的报告就和以前的报告有所不同。陈毅真诚地说了西北野战军艰苦奋斗的许多优点，并说“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对我帮助也很大。”
陈毅回华野后，在4月5日的濮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说：“西北野战军是作战条件最苦的一个野战军，麦面有一年多没有吃到了，小米也很难吃到，主要是吃黑豆，过去是喂马的马料，有时还要吃野菜吃糠……他们每打一仗每门山炮只准打5发炮弹，迫击炮每门只能配5发到15发炮弹（华东每门山炮过去300发炮弹，每门迫击炮200发，外线出击后炮弹少了。山炮每门150发，迫击炮100发，就感觉不能打仗了），他们听了我的报告，说你们这样大的家务，给我们可以打一年，……西北野战军最苦，特别他们人数不多，炮弹很少，可是面对的敌人只是比华东战场中原战场少一些，一共30多个旅。这次在宜川战役一下歼灭敌人5个旅，创造了西北战场的空前大捷，而且在两年战争中在全国战场也是不多见的大捷。值得我们学习。”
陈毅所说的这些话，对于打仗虽好但纪律不太好、浪费严重而且“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华野一兵团来说，针对性无疑是很强的。
从1948年1月18日开始，毛泽东召集了一月中央会议，经常参加开会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陆定一。在1月18日下午，会议原则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一月决定，发中工委征求意见，准备修改后半公开发表（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1月19日下午3时开始，陈毅向会议汇报华东野战军的情况，共讲9个问题，全面而详荆经过1月20日11时开始的会议，1月21日下午4时开始的会议，才汇报完毕。9个问题为：（一）到山东时期问题；（二）和平时期；（三）执行中央战略方针及经验；（四）战役经验；（五）战术与战斗技术；（六）政治工作；（七）供给卫生工作；（八）部队现状；（九）部队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次汇报的基本内容和一路所作报告相似。但是陈毅有机会把许多问题特别是人事问题摆到中央的桌面上，说明底细，沟通意见，是很大的收获。
陈毅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理解。
有一个极端机密的战略问题却是不能在会议上谈的，即使是在这样的内层会议上；而只能由极少几个直接有关的，要决策和执行的高级负责人来研究。摆在陈毅面前的，正是一个事关战争全局而又应由他和粟裕全力承担的大问题——向江南作战略跃进的问题。这无疑是毛泽东电召陈毅到陕北，需要面谈的最重要的绝密问题之一。
派野战军主力纵队跃进到江南的方案，最早形成在电文中为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央拟发的电报，那是作为整个战略反攻全盘计划的一翼加以布置的。这电报命令刘、邓即日南下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并预示陈赓兵团8月下旬出豫西建立鄂豫陕根据地，陈（士榘）、唐（亮）来往陇海南北机动。而叶（飞）、陶（勇）两纵出闽浙赣：第一步至鲁西南，第二步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根据地。电报还规定：两广纵队受叶、陶指挥随行，还考虑组织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邓子恢、张鼎丞、曾山前往主持。
陈、粟对这方案是认真对待的。他们在1947年9月17日向中央报告华野西兵团状况时，在电文中：“如中央最近期内，准备以一、四、六纵队向长江以南出动时，则拟将一、四纵开（黄）河北整补1个月，待机南下，执行新任务。如无此必要，则拟将两纵分到西南方面，执行游击任务，自求整补。”
中央收到此电后5天，经研究，由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周恩来亲拟复电：“……半年内，不拟派一、四纵去江南……”半年以后又将如何呢？1947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给陈、粟的电报中指示：“战局可能发展得快，6个月内（10月至3月）你们各纵在河淮之间作战……6个月后（约在明年4月）你们需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不是去浙赣）边区，那时拟以刘、邓方面派一个、两个纵队，出湘鄂赣边区。”
“哪些可以实行，哪些与情况不符，不能实行，表示你们具体意见。”
11月20日，陈、粟向中央军委发报，如实汇报了部队进入豫皖苏情况：部队南下后，脱离后方，无休息整顿，连续作战，艰苦疲劳，情绪受影响。
打了几个胜仗后逐渐好转。但部队水土不服，患南方疾病多，且缺乏药物治疗，伤病员安置无安全保障等困难，严重存在，从而影响指战员决心与信心。
有的部队风闻要南渡长江，也有不安心现地工作的。
毛泽东在8天后复电粟裕，并转告（预计已首途去邯郸的）陈毅：“……在明年8月以前，不准备派主力部队渡江，各部均要在现地安心工作与作战，仅准备在明年8月以后，派一部分部队渡江南进，究派何部，临时决定。”
正当此时，刘、邓已直捣长江边的望江地区，控制长江北岸300余里。
蒋介石害怕解放军渡江，立即宣布从九江至汉口各口岸同时戒严，派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率军舰至九江组织护航。又令国防部长白崇禧立即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统揽豫、皖、赣、湘、鄂5省军政大权，搞“总体战”，并指挥33个旅，加紧对大别山的“围剿”，以防解放军渡江，并争夺大别山，保住中原。
战略进攻形势很好，但斗争尖锐。中原有国民党五军、十八军等蒋系头等主力，七军、四十八军等桂系精悍主力，逐鹿甚难。此时，似乎亟需派一精锐兵团再次向长江以南作战略跃进，牵动和改变全国战局。
此次一路去陕北，陈毅已得到毛泽东电示“8月以后派一部分部队渡江南进”，便在他所到之处的报告中一再说到“今年到一定时期，我们组织强大的兵团渡江过长江”，“秋天大进军到长江以南”（陈毅在晋绥的报告）；甚至带着些理想色彩地说：“今年秋天能组织100万兵力渡过长江，今年就能结束战争”（陈毅在晋冀鲁豫军区的报告）。
可见，陈毅是热烈主张把解放战争第三年（1948年7月中旬起）上半年战略重点放在跃进江南的行动上的。
这样，陈毅在毛泽东与他密商这重大问题时，当然会由衷地赞成渡江跃进的方针。
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给粟裕发出电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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