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到皖南，进一步与东南局及军分会的领导人，商讨六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和新四军的发展方针。
新四军应向何处发展？曾有人认为，江南的情况特殊，敌、伪、顽的力量过于强大，平原水网又给部队的行动带来许多困难，不如向南，向闽浙一带发展，那儿是老区，群众基础好，又多高山密林，地理环境也十分有利，为部队的大发展提供了许多江南所没有的条件。陈毅则认为在日军并未侵占浙赣闽广大地区时向南、向闽浙一带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必然会造成政治上被动。他深感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武汉失守后，蒋介石政府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的严重变化，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在江南已经逐步表现出来的现实，都使他看到全国性的反共高潮将难避免，新四军必须更积极地向东向北冲出三战区所设置的牢笼。
周恩来和项英、陈毅都作了长谈，并广泛听取了各支队负责人和其他一些干部的意见。他肯定了陈毅在江南的发展是符合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的。
他指出，去年10月25日日军攻占武汉后，抗战的相持阶段已经到来。他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正面战场必须使日寇不再深入，而要做到这一点，敌后战场就必须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游击战争。他说，五台山和江南，一个牵制敌人主力五、六万，一个牵制敌人主力三、四万，全国如果有十几个、二十个这样的地区，就可以使日军疲于奔命了。在这相持阶段中，我们还要发展壮大，准备将来的反攻和决战。而这，势必就要牵涉到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出的华中是目前最好发展的区域的指示，是有深刻含义的。由于日本政府在攻占武汉后改变了侵华方针，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这就会使国民党政权在日本政府的新政策中强化历来的限共防共的政策。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制定的反共政策，就是这一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这一政策的继续发展，国共两党的矛盾必然继续深化。抓紧时机发展华中，既是壮大共产党、新四军抗战力量的需要，也是为一旦国共间发生不测事件时机动回旋的需要。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在华中携手，将会促使整个国共合作持久和顺利。
在东南局和军分会负责人的会议上，经过了整整两天的讨论，根据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精神，在周恩来的启发下，大家终于商定新四军今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陈毅这次皖南之行收获很大，不仅在大局上得到了英明的方针，而且在个人生活上得到了张茜的一张照片。对于这位武汉参军的军部服务团的主要演员，陈毅心向往之非止一日了。
第三节 东进东路北上江北
回到茅山，陈毅立即着手部署东进北上。
此时，江南斗争局面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正如项英1939年4月12日给中央的报告所说：“随一支队对东湾据点的进攻和延陵据点攻击的胜利，使敌梅花桩据点动摇……一些小据点陆续放弃，集中大兵力到必要的据点去”，而加紧了对新四军各部的多路机动的跟踪“扫荡”。一支队二团一部在袭击日军后，被日军跟踪包围，在上下会发生激战，二团的政治主任肖国生壮烈牺牲。在东路，由于梅光迪所辖的一些大刀会等地方势力在顽固派进逼的形势下发生动摇，领导江抗的一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到处奔波处理，在一次处理紧急情况时被走火的流弹击中牺牲，致使江抗的工作更加困难。陈毅与支队其他领导人研究后，决定先分兵“向东作战”。
此时江南的一、二支队有二、四、六3个主力团。初进江南时一支队有一、二两团，二支队有三、四两团，共4个主力团。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主要为了加强皖南，军部从1938年10月开始就将一、三两团陆续调回皖南，将三支队的第六团（缺一个营）开赴茅山，归陈毅领导。从1939年深秋开始，六团已在茅山活动半年时间，多次打击日军。陈毅决定让六团打过京沪铁路，以江抗二路的番号到东路去抗日。同时，组建一个新六团。
1939年5月下旬，老六团已进行了动员教育和短期整训，以段焕竞为团长的新六团也同时组建完毕，报告军部后，只待军部回电同意。但是，就在预定出发的前夕，军部发来了停止东进的电令。
停止东进，主要是担心六团到日军顽军众多的东路去会被消灭；其次是越出了原定新四军游击的范围，可能刺激三战区，影响统一战线。
的确，东路完全是平原水网地区，河宽水深；公路、铁路、航道交叉连接，主要交通线都控制在日军和忠义救国军手里，在那儿开展游击活动十分困难。新四军去到那里，稍有不慎就会吃大亏。再者，周恩来来皖南后，蒋介石急忙派陈诚和白崇禧赶到三战区，与顾祝同得出了“叶项乃瓮中之鳖。
手到擒来；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的结论，决定进一步限制江南，对付陈毅、粟裕。六团东进抗日可能使三战区恼火。
同样敏感到整个局势的变化，陈毅却更感到必须坚定地抓紧执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接到军部的电报后，他经过反复思考，把六团团长叶飞找来当面商量。
叶飞也同意东进的主意，向陈毅表示，军事上他可以保证：部队不会被消灭。叶飞的态度进一步坚定陈毅的决心，在十分慎重地考虑后，决定六团按时于翌日拂晓东进。一面电告军部请予追认。
六团东进后，在叶飞的率领下，放手发展，打击日军，很快打出了声威，并收缴了大量武器弹药，其中轻机枪特别多，既调拨给军部，还补充给六团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三战区很快就发现江抗已经不是原来的江抗，可能是陈毅把茅山的主力派过去了，便让冷欣几次向陈毅追查。但冷欣并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乃提出请陈毅派人去东路联系。陈毅提出：派人可以，但必须带电台；人少了还不行，起码得去一个营，等等。冷欣生怕新四军打着合法的旗号进一步“越界”，连忙拒绝。六团东进的事也便只好不了了之。
六团东进后不到3个月，人枪就翻了好几倍，由东进时的不到500人发展到了5000人，枪支弹药和经费还源源不断地往茅山和军部输送。在苏州到上海的敌寇心腹地区，六团不断打击日军，进行了攻占浒墅关，截断京沪铁路，火烧上海虹桥飞机场等惊动中外舆论的胜利战斗。分兵东进北上的第一个大步骤完全成功了。
派遣六团东进之后，陈毅匆匆赶到挺纵，在管文蔚等陪同下，视察了长江北岸，研究了向北发展的方针。
当时的苏北，除了日军和伪军任援道的江浙绥靖军一部占据各水陆要冲外，国民党系统的军队主要是江苏省代理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总司令于学忠，驻山东）兼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的7万人，和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的3万人。韩德勤（人称省韩）的主力是李守维的第八十九军和翁达的独立第六旅；以及何克谦、张少华等的10个保安旅。李明扬、李长江（人称两李）辖下主要是10来个游击纵队。此外，孔祥熙、宋子文系统的税警总团，也有4个团的武装。苏北的这些国民党武装，名义上都归韩德勤指挥，实际上因为地盘、税收、供应等问题互相间意见纷纷，更因为有大鱼吃小鱼的争斗，两李和税警总团与韩德勤的矛盾都很深。他们当中，韩德勤是国民党内的实权派，是苏北的主要反共顽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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