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是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到延安的。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了项英所作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长篇发言后，当即作出了《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简称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简称军分会）。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涂1940年叛变）为中共东南分局委员，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
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为主席，陈毅为副主席。
从10月到12月，陈毅在南昌、吉安等地组建了红军游击队接洽处、通讯处，和这些地方以及有关各县的国民党当局继续谈判，解决国共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又先后到湘赣边、赣东北等游击区，动员游击队下山改编。
因为当时有些红军游击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认为和国民党讲统一战线，就是向国民党投降；因而他们拒绝停止土地革命，拒绝下山改编。陈毅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结果不少人被他们当作“叛徒”杀害了。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被弋阳磨盘山一支游击队杀了；红军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的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支队支队长曹树良，被湘赣边的游击队杀了。对此，陈毅十分痛惜和焦急，决定亲自去这些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说服他们下山改编。
1937年11月中旬，陈毅坐着轿子来到湘赣边九龙山游击区，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接待了他。陈毅向他们讲解了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条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彻底战胜日军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说明党中央指示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打日本鬼子，坚持南方8省的游击队，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下山去。
他们听了，觉得有理。但是，一想到蒋介石连做梦都在想消灭游击队，又觉得和他合作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眼前，山下就驻着国民党军队，怎能轻易下山？不久前，中共湘赣省委还来信，说没有省委的指示，不可下山改编。
于是，他们怀疑陈毅可能不是党代表，而是“叛徒”。决定把陈毅送到省委，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理。
陈毅被送到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住地甘子山不久，就被捆了起来，绑在省委住的竹棚子一边。省委研究对他的处理时，陈毅都听得见。他大声说：“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第二天，陈毅被带到棚子外面一片坐满了人的树林里进行公审，他借回答问话的机会，和谭余保就抗日、恢复井冈山根据地、阶级斗争、国共合作、游击队改编等问题，展开辨论。参加公审的一部分人，被陈毅说服了，他们向谭余保建议，将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的动静再作处理。因为就在两个月前，一个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派来的交通员到了山上，谭余保热情接待了他。可是这个家伙走后不久，敌人就来剿，游击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在以后几天中，谭余保又和陈毅谈过几次，逐渐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加上山下的国民党军队不但没有来剿，反而撤退了。于是，谭余保决定派一个交通员下山，到吉安去了解情况。
这时，吉安已经成立了新四军通讯处。交通员连夜带回了通讯处证明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看了公函和中共中央文件，激动得泪珠滚滚，连声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他亲自给陈毅松绑，道歉。
陈毅却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
陈毅回到南昌，听说有的同志以为国共合作就是“国共一家”，甚至提出要与国民党“合作到底”。他就及时提醒大家：“我们不能麻痹，搞不好，‘合作’就会变成‘活捉’”。他还说：“不能提‘合作到底’，只能提‘长期合作’。3年5年是‘长期’，3个月5个月也叫‘长期’。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合作是为了集中力量打倒当前主要的敌人。现在民族矛盾就是主要的，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合作抗日是有条件的，我们必须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力量，就无所谓合作。”
在这又一次大转变的历史重要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产生了右倾，而陈毅却始终清醒地坚持既反对“左”又反对右的两条战线斗争，这决定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始终站在党的正确路线的立场上，作出重大的贡献。他满怀豪情，作《国共二次合作出山口占》调寄《生查子》词一首：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回念旧时人，潜然泪沾袖。抗日是中心，民主能自救。坚定勉吾侪，莫作陈独秀。
※第五章 东进北上（上）
第一节 “寇能往，我亦能往”
1938年1月15日，陆续下山的经历三年游击战争的各部队奉命集中。3月，一、三支队先后在安徽款县岩寺集中。4月，二支队也抵达岩寺。长江以北的四支队也抵达皖西集中。新四军所辖共4个支队，开始休整待命开赴抗日前线。
红军游击队3年苦战，给养装备早已极度困难。新四军在江南的数干部队装备十分简陋，步枪都已陈旧，子弹每人不过几发。要开赴前线抗日，理应由国民党政府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关于新四军的经费、弹药问题，虽经周恩来出面与国民党当局多次谈判，还是“交涉困难”（1933年1月5日周恩来致中央电），迟迟不得解决。
鉴于这种情况，陈毅积极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到敌后去解决。
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曾电报指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茅山。”茅山位于苏南敌后。当时的江南敌后由于1937年11月国民党大军的仓惶溃退，遗弃有大量枪支弹药。而日军兵力不足，尚未能控制广大农村，是占领抗日阵地、搜集弹药枪支、并组建游击队、发展抗日力量的好时机。陈毅认为，要及早到敌后去，军分会开会讨论，同意并委托陈毅组建一支先遣支队，先入敌后作战略侦察。
4月28日，以第二支队副支队长粟裕为支队司令员的先遣支队组建完毕，准备出发。陈毅代表军分会和新四军军部（简称军部）首长给先遣支队作了动员。他给大家分析了江南的重要性和先遣支队任务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要靠三条进江南：模范的群众纪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胜利的战斗。随后，他先期赶到南陵，与川军交涉，为先遣支队疏通了前进道路，并随军一直目送他们过了日军的芜湖一宣城封锁线。
正如项英4月29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当局“以命令强迫”新四军，“显然是将我送出到敌区听其自灭，含有借刀杀人的用意”。他们迟迟不发给经费，不补充枪支弹药；同时，又在划给新四军游击活动的地域周围，派遣和任命了许多牵制武装。对这些，陈毅当然是洞悉的。而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国共两党在这场战争中既联合又斗争、争夺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微妙关系，他了解和认识得更为透彻。他积极主张挺进敌后，正是为了以打击日寇的实际行动，来争取江南抗日的领导地位。这是和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迭次电报指示的精神完全一致的。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