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进攻，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跑到一边打内战，打地主，搞几百块钱，杀个把土豪，那就没意思了。应该抗日。”“集中所有游击队编为抗日军，才能扩大影响，成为气候。出一半，留一半，东一坨，西一坨，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文件起草好后，赣粤边特委就在池江北部一座大山上召开了干部大会。
大家经过反复的学习讨论，对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由“反蒋”转变为“联蒋”的又一次战略大转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决定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8月8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抗日义勇军，正式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表示愿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合作抗日。8月15日，特委又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号召群众停止袭击国民党政府和部队，团结抗日。
对于宣言和告群众书，赣粤边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无不热烈拥护。但是那些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军队，却借此大造谣言，说红军游击队要“归顺”他们，并无耻地发出信件，要红军游击队负责人出来“自首”，部队下山改编为国民党军。
陈毅以书信、传单形式，严厉地斥责了国民党地方当局违反两党合作的精神，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严正指出：只有承认共产党和抗日义勇军的合法地位，才能进行谈判。
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再加上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侵犯了英美在华利益，国民党才被迫承认南方各省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有关专署，成立了“招抚委员会”“七·七”事变爆发20来天之后，国民党军队陆续停止了对赣粤边各地红军游击队的进攻，报纸上也刊登了一些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项英、陈毅在大余县报上看到了彭育英被任命为赣州专署招抚委员会副主任的消息。他们早就知道彭育英出身于士绅家庭，留学日本，有一定的民族气节。在大余县任县长以来，积极造桥、办学，开设贫民医院，做了一些有益于乡民的事。
项英、陈毅决定与他先接触，于是以陈毅的名义，给彭育英发“快邮代电”，阐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派人送去。彭育英马上回复称，对中共项英、陈毅“历年奋斗，艰苦革命，于敬佩之余，精神大为感召，明确了解非有中共参加抗日之力量，决不能战胜日寇”，他希望红军游击队能派一负责人出山谈判，时间越快越好。
接着，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国民党大余、南康、南雄、信丰、赣县等县长，又联署发出了《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说：“你们是爱国志士，多年奋斗，我们无任钦佩。现在是志士抗日救国之时，欢迎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
陈毅提出了将南方各游击区联合起来，成为一支抗日力量，与北上红军主力南北呼应的正确主张。他被推选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抗日义勇军的全权谈判代表。
9月上旬，陈毅带着四五个随员，先到南雄的钟鼓岩，彭育英亲自来接回大余城。在城门口，陈毅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
谈判一开始，陈毅就向大家说：“南方红军游击队归我们指挥，但现在如何处理要听我党中央的。不过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要联合起来，这是肯定的。希望你们给予交通方便。”
但是，第二天国民党大余县报纸登载谈判消息时，把国共合作抗日谈判诬蔑为“油山共匪投诚”。陈毅当即向彭育英提出抗议。彭育英道歉说，这是县党部干的，国民党搞的就是这一套，是做给英、美看的。陈毅当即表示愿意找县党部谈谈。经过陈毅的说理斗争，国民党报纸作了更正，说陈毅是代表赣南共产党和抗日义勇军“下山接洽抗日合作事宜”。
大余县长彭育英对陈毅所提条件不敢作主，请陈毅到赣州，与江西省政府代表和四十六师代表谈判。
赣州各界群众，在陈毅到达前，散发和张贴了大量标语传单：“欢迎共产党代表前来商谈抗战合作事宜”，“共产党一向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
目前该党陈毅莅临，赣州民众热烈欢迎”。陈毅等乘坐的汽车一进站，欢迎的人群中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恰如1935年3月陈毅幽默地预言的，果然有军乐队奏起了欢迎的乐曲。
来赣州谈判前，陈毅就多次说到1934年12月他安排来赣州河西做地下工作的贺怡，打算派人找到她。想不到在欢迎的人群中竟有贺怡在前列。原来贺怡得知陈毅来赣州的消息，就和王贤癣何斌等地下党干部一起，书写、张贴欢迎标语，组织群众到车站欢迎。然后贺怡赶到陈毅下榻的旅社，汇报了3年来坚持斗争的风风雨雨，陈毅十分赞叹，留她与自己一起同国民党谈判。
在赣州谈判中，陈毅重申了大余谈判的内容，提出：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红军游击队改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开赴前线抗日，但必须保持部队的独立性和共产党的领导，保持独立的建制；义勇军与八路军同等对待；保证游击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抗日自由，共产党的一切活动不得限制；释放政治犯；游击区的保甲长实行民选；不得追缴租税和租债等。
国民党谈判代表、江西省保安处参谋长熊滨提出9条，什么停止游击队的活动，停止打土豪，绝对服从政府一切命令，听候改编等。国民党四十六师代表还大放厥词，说什么“无所谓国共合作，这种说法英、美不习惯。”
陈毅当即质问他：“你代表谁？代表英、美吗？要是代表英、美，就没有资格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挡不住！”
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结果，双方达成协议：红军游击队按陈毅提出的办法，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部队集中后，暂照国民党保安团待遇提供给养。
其他问题，只同意报省政府作最后决定，并担保可以解决。在谈判期间，陈毅多次要求公开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国民党方面却借口什么“国际关系”，加以拒绝。
1937年9月24日，陈毅又与项英一道，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接洽处等6个问题。这时，项英、陈毅得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古、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正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与国民党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继续谈判。项英立即通过博古传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了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谈判情况，这是1935年春突围以来，项英、陈毅第一次向中央报告工作。9月底，项英、陈毅在南昌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为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
在此之前，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和国民党蒋介石等人的谈判中，已多次谈及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七·七”事变后，经过两次谈判，国共双方同意集中南方游击队为一个军，但谁任军长，双方意见不一致。7月下旬，周恩来在庐山和蒋介石第二次谈判之后来到上海，会见了怀着强烈抗日救国热情刚从澳门回上海的叶挺。
这位“北伐名将”，在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流亡海外，与党失去联系，这时已不是共产党员，由他出面主持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国民党也许能够接受。周恩来就与叶挺商量。叶挺欣然接受，并向蒋介石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建议。蒋介石同意，并于1937年9月28日，在没有跟共产党协商的情况下，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番号。
这些情况，项英和陈毅当时并不清楚，直到10月上中旬，博古派员先后在吉安、大余县找到了陈毅、项英，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之后，才知道一些。但那时，中共中央只同意叶挺“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直到11月初，叶挺去延安，中共中央才同意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全部编入新四军。此时项墓也到了延安，他和叶挺一起商讨了新四军的组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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