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部队继续打击敌人，在敌人用汽车运输的一个多月内，仅第三十八团就炸毁汽车32辆，毙伤日、伪军380余人……迫使日军放弃了汽车运输，改用骡马运送物资了。当然它仍逃脱不了部队和民兵的袭击。一天晚上，敌170余人正在行进，第三十八团一连副班长王光福带领他的小组，向敌人身后打枪，敌人立即用步枪、机枪、掷弹筒一齐开火，打了一阵，见无动静，继续前进。王光福小组又在他们右前方打枪，敌人又打了一阵。敌人决定回巢时，途中又被王光福小组打了一阵。陈赓听到后，高兴地说：“这叫扭击战术。”
1943年9月，陈赓准备去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行前，特地把围困指挥部的李懋之和中共沁源县委的领导人叫来，听取他们的汇报，共同研究围困斗争的问题。陈赓说：“目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很好，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已经开始反攻；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已进入防御，这对我们的围困斗争很有利呀！”他说：“沁源围困斗争，意义很大，它不仅巩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打破了日军创造‘山岳剿共实验区’的狂妄计划，又锻炼了我们的党和军队，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斗争的勇气，也密切了党群和军民关系。这场斗争必须坚持到最后胜利！”他表扬了部队及几十个民兵战斗英雄，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地斗争下去。特别对负伤52处，击毙敌兵37人的民兵英雄任燕，给予了极大关注。
陈赓向李懋之交代：“反‘维持’斗争是围困斗争的中心，对那些煽动‘维持’的民族败类要坚决惩处，杀一儆百。还要大摆‘地雷阵’，扩大‘麻雀战’，巩固‘树哨’和‘烽火哨’，在战术上要不断创新。县基干队和民兵集团的战斗力已经有很大提高。现在沁源城的日军木村大队，出扰不多，战斗力也弱，它不像开始时斋藤大队那样嚣张。因此，围困沁源的主力部队，决定只留第三十八团一个营，其余的要归建。”他强调说：“围困战的任务，决不能因为主力部队少了就放松了，要注意提高地方部队和民兵的战斗力，要特别防止发生麻痹松懈思想，要继续积极斗争下去，争取最后胜利。”
根据陈赓的指示，部队和民兵决心更加努力地斗争下去。地雷战又发展成“坛坛雷”、“罐罐雷”、“砖瓦雷”、“陶瓷雷”等，每当敌人进村翻箱倒柜、一举一动都要碰上“土雷”轰炸，弄得草木皆兵。针对敌人出扰少的情况，部队和民兵紧缩包围圈，到据点周围去打击和袭扰。有一次突然袭击出扰之敌，当场毙伤敌40余人。水井中填了死猫死狗后，敌人不得不派人出城到沁河挑水吃，河对面山上有我军的神枪手，每天都要击毙几个出来挑水的敌人。
山西省汉奸报纸《新民报》特派员董长庚随日军到沁源后，回去发表了一篇通讯悲鸣：“交口到沁源间，为共匪区域，为共产军三十八团集中地，另外还有民兵组织，势力相当庞大。他们有一种顽强的力量。自1942年10月日军占领沁源后，城内尚无‘维持会’组织，由此可见一斑。城内人烟稀少，暗无天日，远远望去，就是一座死城。”
1945年3月，沁源军民向敌人发动了最后的围攻。在敌人碉堡外面及道路上埋设4000多颗地雷，山上遍插红旗，道路上布满柴草，白天摇旗呐喊，施放烟幕；夜晚燃起堆堆大火，锣鼓齐鸣。部队和民兵紧密封锁，弄得敌人粮断弹绝，没有水喝……不得不于4月11日逃出沁源城。一路上，又不断遭到部队和民兵的打击。沁源围困战获得了全胜，沁源县城重新回到人民怀抱。
沁源围困战的胜利，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表扬。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向沁源军民致敬》，将沁源军民的斗争誉为“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敌后抗战中模范典型之一”，“放出万丈光芒的异彩！”
四、重视情报工作
抗日战争中，在敌后指挥作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敌强我弱，敌人经常是主动进攻，八路军被动应战。陈赓却能根据敌人的变化，使自己从被动变为主动而取得胜利。这正如《孙子兵法》上说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陈赓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位当年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任情报科长的他，在抗日战争中也注意抓了情报工作。
1941年，陈赓决定加强情报工作，向白晋铁路和同蒲铁路再撒出一张情报网。于是，他在太岳军区司令部召见了高庆奎。
“你好呀，小高。”陈赓握着高庆奎的手说，“组织上准备调动一下你的工作。”
高庆奎眼睛亮了：“什么工作？”
“情报工作。到白晋铁路线上的长治城里去。”
高庆奎有点出乎意料：“我能行吗？”
“我们考虑你曾跑过北平、天津一些大城市，同各种人打过交道，有一定的社会经验，”陈赓望着他，“我们觉得你做这个工作比较合适。这个工作很重要。”
“因为重要，我怕做不好。”高庆奎心里还有点不踏实。
“那就要好好学习。”陈赓说，“这是个秘密工作，以后你归我直接领导，我的代号是一〇一，我们是单线联系。你对外的公开身份，是太岳军区后勤部经济科员。”
至于怎么搞情报工作，陈赓给他一本《怎样做军事情报工作》的文件叫他学习，然后抽空断断续续地给他讲了3个月的课。陈赓引用了《孙子兵法》上的话：“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陈赓说：“先知靠什么？主要就是要摸清敌人的情况，才能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而要取得有价值的情报，必须敢于深入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同他周旋。”
“不过，必须保全自己，才能完成任务。”所以，陈赓望着高庆奎认真地说，“要坚决做到六戒：第一，戒白天在大街上露面；第二，戒在敌占区照相；第三，戒嫖妓；第四，戒赌；第五，戒去娱乐场所；第六，戒酗酒。这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纪律。”
高庆奎按照陈赓的指示，于1942年2月14日潜入长治市。陈赓同时给他配备了两部电台：一部设在屯留县余吾镇东北的游击区内，代号为丰隆号；另一部设在太原市，代号为大丰号。必要时，还可以借用临汾东山武工队的电台，代号为恒丰号。以便随时联络。
高庆奎拿着陈赓写的亲笔信，到长治城内，和一个在西关北街摆书摊的人接头。陈赓的信是这样写的：
书存兄：
今有表弟宗昌来长治办货，请尽力协助为盼。
表弟 王祯
因此高庆奎的名字又成了“高宗昌”了。高庆奎到了长治之后，有关日军在长治驻防和指挥官更动等情况，陈赓都了如指掌。
当然这样还不够。“应该把对日军表面情况的了解深入到内部去，这就需要进行策反工作。这工作很难，但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日本人利用我们中国人当汉奸，我们应该更能够把中国人动员起来对付日本人，因为真理和正义在我们这一边。要动脑筋想办法。”陈赓进一步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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