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洪亮回答：“看清楚了。”
“你们团长不在，这次战斗只得由你这个政委指挥了。你看，那个大碉堡上竖着一个杆子，准是电台的天线，那儿可能是敌人的指挥部。估计大约一个团，你看对吗？”
魏洪亮说：“师长分析得对。我们团保证完成任务。”
陈赓嘱咐道：“敌人骄傲，要失败。你们在何家堡打了胜仗，可不能骄傲轻敌。告诉部队，敌人不是马鸿逵了，是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精锐，要有啃硬骨头的思想准备，要动刺刀、马刀。不过今天是夜战，夜战是我们红军的拿手好戏，要勇猛、快速，还要机动、灵活。”
看完地形，天已黑定了，既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甚至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好处是，敌人很难发现红军的运动；缺点是，看不见山形地貌，行军困难，战士全凭自己的感觉，全凭夜间行动的经验，摸索着前进。
令人焦急的是，第十三团分两个攻击点突击了两次，都未能奏效。师指挥所一次次地吹号问攻击情况，魏洪亮身旁的司号员一次次地问他：“政委，怎么回答？”
怎么回答？团长不在，全部重担落在了魏洪亮一人的肩上。夜已经很深了，狂风怒吼，黄沙扑面。山头上的敌人在疯狂地向下射击，魏洪亮急得直挠头，想着陈赓交代的“这一仗关系重大，影响全局……”的话，心中更着急，急忙组织部队准备进行第三次攻击。
突然，黑暗中传来个声音：“魏洪亮在哪里？”原来是陈赓拄着根棍子，迈着伤残的腿，来到魏洪亮身边了。面对着魏洪亮焦躁不安的情绪，冷静而温和地说：“不要着急，好好研究一下，原因在哪里？”
魏洪亮把两次突击的情况，向陈赓作了报告。陈赓立即指出：“天太黑，地形不利，是一个原因。你们两处一起突，是可以的，只是忽略了加强主要的突击方向，平均使用兵力是不行的。马上把预备队调上去加强第三连，全团的火力，也要重点支援三连……”
正在重新部署的时候，三连连长王茂全跑来了，报告说：“第二次突击时，他们连的司号员摸上去了，并且一直摸到敌人的碉堡底下。他不见后续部队上来。只好自己又摸回来了。”
陈赓一听，高兴地说：“这个司号员很勇敢，很有办法，快把他找来！”
三连司号员来到陈赓面前，讲述了自己的故事。陈赓说：“很好，很好。现在你能把突击部队带上去吗？”
司号员背好自己的铜号：“行，我保证把他们带到敌人碉堡跟前。”
陈赓抓着他的手问：“听你口音像是江西老表。”
“是的。”
“好。走过金沙江、大渡河，跨过雪山草地的英雄，你一定能完成任务的。”陈赓高兴地说。
真是无巧不成书。十三团正在调动火力准备行动时，红四师第十二团团长邓克明带着部队经过十三团阵地，听说他们前两次攻击失利，正在组织第三次攻击时，立刻向自己的机枪手下命令：“把轻重机枪都架上，配合十三团作战！”
师长亲临指挥，兄弟团主动支援，又有勇敢的司号员带路，真是万事俱备。魏洪亮已确信不会再组织第四次突击了。
陈赓一声令下，二十几挺机枪发出怒吼，三连连长王茂全一手拿枪一手拿刀喊了一声“冲！”部队像离弦的箭似的飞上山去。魏洪亮也跟着部队冲上了山。
胡宗南所谓的“精锐”，白天打仗还可以，夜战就不行了；他们武器好，火力强，远处射击占优势，红军摸到跟前近战就无法招架。红军又是枪打又是刀砍，几分钟后，胜利的号音就在山头响起。胡宗南的部队变成了一盘散沙，狼狈溃逃。这时，陈赓派警卫员跑步上山传达他的命令，只有3个字：追！追！追！
战斗结束，第十三团缴获了重机枪9挺，俘虏了300多人。这些人个个灰头土脑，嘴唇出血，除了受惊吓之外，他们已经两天多没喝过一滴水了。
这次作战前，大家考虑陈赓多次负伤，腿是半残废，不能打弯，行动不便，要求他在师部指挥就行了。但在十三团攻不上去的时候，陈赓及时赶到前线去，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根本看不见路。有人问他：那时是怎么上去的？他笑着回答：“是爬上去的呀！”
山城堡战斗后，红军准备再战时，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因此，山城堡之战，就成了结束十年内战的最后一仗。它对促进国内和平，转入抗日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第九章 走上抗日战场
一、第三八六旅旅长
为了适应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需要，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迁至延安。第一军团前往学习的干部共60多人，由陈赓带队赴延安。
“抗大”的前身是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是1936年6月在陕西省北部的瓦窑堡（今子长县）成立的，后来迁到保安（今志丹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迁到延安，此时组织机构也健全了，自有红军以来，第一次把一、二、四方面军及西北红军的军政干部集合在一起，总结革命战争经验，学习新时期的新思想。
陈赓在“抗大”是学员，还兼任一队队长，这个队的学员全是红军师以上高级干部。在校期间，陈赓才有时间总结多年来的作战经验，回忆了从北伐军东征到八一起义、大别山作战和长征以来，在战争中学习锻炼的体会，觉得收获很大。过去只是讨厌张国焘，对他的某些做法不满，也曾对他的错误进行过斗争，经过“抗大”的学习，加深了对张国焘反党错误的认识，思想上得到了提高。
陈赓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没有架子，善于接近群众，对干部非常熟悉，深得大家信任，愿意和他讲心里话。这时，他本着对中国共产党负责的精神，敢于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反映情况。他说：“据我所知，这些同志哪一个都不是反革命。是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做得‘左’了。批评张国焘错误，不应该牵连下面的同志。”毛泽东十分重视陈赓的意见，亲自到禁闭室去找被关押的许世友等人谈话，征求他们的意见，迅速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差。
1937年5月，国民党派出一个“中央考察团”前来陕甘宁苏区。这是十年内战以来，国民党派到苏区的第一个正式代表团，说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正在逐步改善中。团员17人中大多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国民党的军政官员。由于陈赓在黄埔军人中影响大，所以在这个代表团于28日到达延安后，中共中央就从学校中调出他来和这些人周旋。5月30日，陈赓陪同代表团参加了延安各界举行的“五卅”纪念大会，聆听了毛泽东等人的讲话。平时陈赓也抓紧时间和一切机会，向这些人宣传团结抗日的进步思想，终于使代表团团长涂思宗公开承认：“对红军的抗日情绪与艰苦卓绝的作风，共产党领袖团结的诚恳为至所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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