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放我走。”
邓文仪思索了一下说：“如果真的放了你，你回到红军那儿能不能告诉黄埔同学，只要他们回头，校长是不会杀他们的。好吗？”
“不好！”陈赓摇了下头，“我怎么能背叛共产党，做这种事呢？”
“啊，那就不好办了。”
于是邓文仪又派人把他押回南京，重新关进牢房，继续逼他自首、悔过。
这时，中共党组织和宋庆龄等人都在继续营救，为陈赓奔走呼号，弄得国民党杀他有顾虑。此外，蒋介石还想把红军中的黄埔军校学生争取过来，以打败红军，杀了“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怕失掉全国黄埔军校学生的心，一直犹豫不决。陈赓在《我的自传》中曾提到这件事：
在狱中凡四月，当局用尽威吓利诱（手段），我丝毫未为所动。因以黄埔关系，红军势大，当局幻想以我影响红军中之黄埔生，被释放。
陈赓瑰丽的战斗生涯，在《我的自传》中只写了不到5000字，所以许多事都没有详细写。如果真的那么痛快地释放了他，堪称一世之雄的蒋介石，岂不是太善良了吗？《我的自传》中所说的“释放”，是指从南京监狱的大牢中放了出来，陈赓和难友们告别时，还挥着手大声喊着：“同志们！再见了！将来我会带着10万红军打回来救你们！”对这样的人蒋介石怎能“放虎归山”呢？是蒋介石和邓文仪见对陈赓来硬的不行，改为采取软化的办法，把他弄出大牢，送到一个小楼里软禁。虽然还有卫兵看管他，但允许他上街小范围内走动，还供应好吃好喝，找人陪他玩。
陈赓被捕后，抱着一死的决心和敌人斗。到了这时，发现敌人没有马上杀他的意思，就想设法逃走。于是刮了胡须，穿上干净衣服，不和他们吵闹了，变得随和起来，有好的就吃、就喝，也表示愿意和他们在一起玩玩了……使敌人觉得软化的办法在生效，对他就放心多了。
有一天，有个陈赓早就认识的外号叫“广东麻子”的共产党员，化装成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另外两个同志协助他逃走了。
陈赓从南京逃到上海，找到了中共党组织。这回却没有能见到王根英。因为王根英听到他被押解去南京的消息时，惊得晕倒在楼梯上，手中抱着的小知非也被摔下楼，幸好被一个过路人抓住了一只腿才得救。此后她被家人送到杨家滨农村去养病。陈赓在上海不能存身，中共党组织叫他迅速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工作。行前陈赓设法见到了岳母，他本来要带王根英一块走的，但发现她在农村回不来，就向岳母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我这次要走得很远，短时间不能回来，根英和孩子只有请你老人家照顾了，以后一定报答。”就匆匆走了。
王根英虽然没有见到陈赓，但是听到他活着回来的消息，当然很高兴，病也就慢慢好了。回到上海继续参加工作，但不久被叛徒出卖，国民党将她逮捕关进监狱。
※第八章 风雪长征路
一、步兵学校校长
1933年8月，陈赓离开上海，辗转到达了中共中央苏区的首都——江西省瑞金县城，见到了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由于他被捕4个月，组织上要对他进行审查。在被审查期间，不能担任要职，被分配到“彭杨步兵学校”当校长。“彭杨”是指1929年在上海牺牲的革命烈士彭湃和杨殷。
对于来自国民党的迫害和摧残，陈赓是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能处之泰然。可是历尽艰辛回到自己的党内来，还要受审查，所得到的待遇也不公平，但心胸坦荡的陈赓，深知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必须面对现实，去迎接考验。
这所步兵学校，主要是培养红军的连、排军政干部，设两个军事营和一个政治营。校址在瑞金城西20余里的九堡镇。
经过黄埔军校严格训练的陈赓，办这样的学校，自然是轻车熟路。但他仍然一丝不苟、全身心地把自己的主攻目标，放在队伍的建设和优良作风的培养上。
在这所学校工作过的刘清明回忆说：
1934年1月间的一天上午，我在野外一个山坡上给学生上课。课目是步兵班对占领野战阵地的敌人进攻。讲课刚开始，突然间，陈校长来到现场。我向他报告了今天的课目和实施方法。不知为什么，我的心跳得很厉害。陈校长看出来了，把我叫到旁边说：“你不要慌，讲课时，只当我不在一样。”
我原以为陈校长听一听就走的，哪知他一直听到底，怕我发慌，很安详地站在那里，中间没有插话。讲完课后，学生离开现场，他才很亲切地问我：“你是第一次讲课吗？”
“不，我这是第二次。”
“哦，我看你讲得不错嘛。你过去在哪里学过？”
“我是红军学校上届毕业生，学了四个月，就调到这里工作了。”
“啊，只学了四个月，就能上课了？”
“我本不会讲课，是前几天从教育准备会学来的，是现买现卖。”
“你今天讲得很好。当然还要不断地学习，不能满足现状。我想你能体会到：讲课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要经过备课、试讲，还要看些必要的材料。排长上课，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同时，也是一种培养教员的方法。今天课目实施得也不错，能密切联系实际。今后有时间的话，要进行综合演习，由学生轮流担任班长，以便锻炼他们的实际指挥能力。”
我说：“正打算这样的。”
“这样就好！下次讲课和演习，要特别强调在冲锋开始时，有一股坚决、勇敢、不怕死的拼命劲头。这是整个战斗过程中带关键性的一环。”
他讲得有声有色，详细周到，对我这个初次讲课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陈赓对学校的工作多么认真，对下级的帮助多么尽心……对事业的忠诚使他忘却了背上政治“包袱”的沉重。
刘清明还讲了个故事：
有一天早晨，同学们起床后在操场上集合。这时陈校长来了。我喊立正口令向他敬礼，报告今天早晨要出操的课目。他看了看问：“你们指导员呢？”没等我回答就大步走进营房去了。过了一会儿，我准备带着队伍跑步去，指导员慌张地跑来了。
“连长！等一会儿。”指导员说着，走到我的面前向同学们说，“刚才陈校长来到宿舍，发现我没有起床，当场批评了我。陈校长指出，‘你是政治指导员，睡懒觉，不起床，又不出操，你怎么做政治思想工作？你怎么做表率？你现在马上去当着全连同学的面去作个检查，承认错了，今后改正。你有这个勇气没有？’我完全同意，并愉快地接受校长的批评。这就是我的检讨，请同学们批评。”
校长从宿舍出来，听到指导员作了自我批评。高兴地说：“你们指导员知错就改，这是很好的。大家应当学习他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
学校里的小指导员魏洪亮病了，住在卫生队治疗。几天后收到陈赓校长的一封信和两只鸡。信上写道：“魏洪亮同志，今天我买了两只鸡给你送去，用以补养身体。因为我手头的钱，只够买两只鸡的。”
其实，陈赓这位校长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对干部、战士的关心爱护，在特科工作时是这样，在当师长时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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