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干部团团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由于在“左”倾机会主义干扰下，未能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完全陷于被动，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不得不退出江西中央苏区，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出发前，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组织一个直属军委的干部团随军行动。
干部团由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组成。由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下设4个营和1个上级干部队。第一、二营为步兵营，第三营为政治营，第四营为特科营，上级干部队队长为萧劲光，下设指挥科、政治科和地方工作科。
这个干部团是储存干部的队伍，绝大多数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的连排干部，上干队还有一些久经沙场的高级干部。团里的武器装备也比较好，仅特科营就配有6门迫击炮、6挺重机枪及相当数量的轻机枪和步枪，在当时是很不同凡响的。
自然，它也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在“左”倾机会主义统治下，陈赓本人还在受着审查；那些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受处分的干部，也都被当成包袱甩在了这里。在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时，首先进攻黎川地区，“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命令时任闽赣军区司令员的萧劲光死守黎川县城，“御敌于国门之外”。当时只拥有一个70多人的教导队和少数游击队的萧劲光，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与敌周旋，直至后路几乎被敌人完全切断时，撤出城外，避免了无谓的牺牲。因此，却以“不战而弃黎川”等罪名，被公审、判刑，来到了上级干部队。
据宋时轮将军回忆，自己曾讲了一句玩笑话，即被捕、开除党籍，送到干部团。
郭化若因说了“托洛斯基原是苏联红军的总司令”这句话，怀疑他是“托派”，被开除了党籍，来到干部团。
此外，中共中央还把一些年老的人送到干部团，进行照顾和保护。董必武、徐特立二人到了干部团，毛泽东对陈赓、宋任穷说：“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此外，还送来了一批文化人成仿吾、冯雪峰等。
按照军委命令，干部团被编为由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的第一野战纵队之第四梯队，在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的统一指挥下，从九堡镇出发，参加长征。
在长征的日日夜夜里，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做警卫工作，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必要时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尽管当时环境异常艰苦，战斗任务重，学习条件很差，但陈赓的干部团始终保持了学校的性质，结合作战、行军、宿营、警戒、侦察等实际情况，坚持抓紧间隙时间，进行教育、训练。可以说，干部团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所真正的培训红军干部的学校。
长征开始时，中共中央后勤部队非常庞大，携带了大批行李、辎重，包括修械所、印刷厂、医疗设备与器械和不能用的大炮等，“坛坛罐罐”很多，活像大搬家。这些都是由干部团等部队负责警卫、掩护。在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下，这种大搬家式的行军，不仅使干部团，而且几乎使所有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处处被动挨打，疲惫、饥饿的部队要不间断地与敌人战斗周旋。从福建、江西出发，经广东、湖南，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于1934年冬渡过湘江。短短几个月，红军就折损过半。湘江没有桥，是陈赓带领韦国清的特科营去架的，为此，他在湘江边上忙了三天三夜，直到架好桥，过完了红军，才松了口气睡着了。这时谁都叫不醒他。
进军落到如此惨状，“左”倾机会主义者一筹莫展，把希望寄托在到湘鄂西与贺龙、任弼时的第二、六军团会合上。这个意图又为蒋介石所察觉，调集了十几万大军在湘西布防，红军如果仍然不改初衷，坚持去湘西，无异自投罗网。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省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取得休整的机会。他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人赞同，部队才有了转机，把十几万敌人甩在了湘西，顺利地攻占了贵州省东部的许多县城，于1934年底到达乌江南岸。
乌江是贵州省第一大江。两岸悬崖峭壁，高山望不见顶；水深流急，宛如一条咆哮的巨龙，确实是个名不虚传的天险。渡口上只有两条小木船，无法渡过红军的几万人马。当时敌情又特别紧急，军委除派红一军团的两个团实施抢渡、偷渡外，决定由干部团架设浮桥。
1935年元旦这天，陈赓带着干部团特科营的工兵连来到江边。发现比湘江的情况还严重。虽然当时是枯水季节，经测量，江宽仍有200米，水深为15米，流速为每秒2米，当时在外国军队架桥史上也还没有在这样流速的水上架桥的先例。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应该怎么架桥呢？
在对岸敌人的射击下，陈赓站在江边和工兵连的干部研究架桥办法，同时把全连200多学员划分为器材供应、编制竹排、架设、投锚、救护等作业小组分头行动。决定用三层叠起的木排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拴上两根木料，木料上连接三四个桥桁，桥桁上铺门板，门板上又系横木，组成一节节门桥。然后工兵们冒着敌人炮火和江水的严寒，把门桥送进江里。但是江底尽是长期被激流冲刷得光秃秃的石头，门桥一节节地放进水中，立即被狂涛冲跑……多次架桥都失败了。
陈赓召开诸葛亮会议，发动全连动脑筋想办法：怎么样才能把放进水中的东西固定住呢？于是有人提出，用大石头做锚把门桥拖住。陈赓立即在现场进行试验，还是不行。大石头虽然有重量，但表面光滑，不好固定，门桥仍然稳不住。据宋时轮回忆：陈赓跑上跑下急死了。当时有个俘虏叫何迪舟，是工兵学校毕业的，陈赓找他谈话，动员他为人民立功。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用竹子编筐，周围捆上几根削尖了的竹竿，竹竿尖上用尿泡了以后再火上烤烤就结实了，然后在筐内装上石头，三四个筐一起从上放下，随浪滚几下，竹竿就插到泥了，架稳了。任凭如何湍急的江水也撼动不了它。基础稳定了，桥就好架了。
这时大家都很兴奋，不管敌人在对岸怎样射击、干扰，人们欢呼着、唱着、起劲地干着，桥身不断向前延伸，差不多有150米了，这时出了问题，投锚组长石长阶手中的竹篙被敌人的炮弹打断了，他也一头栽倒了，倒在门桥上，门桥失控了，向已架好的浮桥冲过来，后果不堪设想。此时，只见石长阶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扑通跳进水中，用胸膛死死地顶住门桥。战友们获得了排除险情的时间，门桥得救了，但石长阶却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经过36小时的紧张搏斗，尽管敌人封锁江面的炮火从未停止，工兵中有伤亡，但终于战胜了天险，在乌江上架起了一条“彩虹”，保证中央红军迅速而安全地渡过江去，于1935年1月顺利地攻占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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