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在《报告》中也提到这事：从家里“逃出来当兵，下了3个月操就去打仗。当2年兵后，一身生疮，糊里糊涂，家里也找不到我。”
那时湘军的二等兵月饷是5元5角，但军官克扣，长期不发。1917年后，湘军曾积欠士兵军饷长达23个月，当兵的每月只能拿到5角零用钱；部队终日长途跋涉，行军打仗，士兵体质极差，生病的人很多，“少爷”出身的陈赓也不例外。有一次，陈赓所在部队打了败仗，退到郴州，他长了一身疮，病倒在床。他的同连士兵回到湘乡告知家里，家里就来部队找他，他仍然坚持不回。
1918年，皖系军阀张敬尧与湘军经过数月大战进入湖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人民造成空前浩劫。据说醴陵地区经南来北往的军阀部队拉锯战后，全县“仅遗二十八人，此二十八人每对人云：‘我们妻离子散，零丁孤苦，并不想活。’”报纸披露：“株洲一镇，商户数千家，同遭浩劫，攸县黄土岭一役，被奸而死者，致于女尸满山，杀人之多，动辄数万”，“岳州、宝庆各处，大半烧残，十室九空，不忍目睹。”……湖南全省怨声载道，湘军终于集结力量，在1920年6月将张敬尧赶出了湖南。但湘军内部又起冲突，争夺地盘，战事不断。
陈赓生活在军阀部队的最底层，亲眼目睹了连年混战给人民大众带来的灾祸，又深刻体验了军队中打骂士兵的痛苦。当了上士后，连长经常要他造军饷册子，使他看到军官弄虚作假、克扣士兵、贪污腐化的情况，引起心中强烈不满；同时又看到军阀们为扩充实力、争夺地盘，不惜勾结帝国主义，引狼入室……深感在这样的军队里，不能实现自己的爱国思想，更谈不到完成“富国强兵”的夙愿了。追随他投军的三弟陈尊三在军中病死，使他对湘军彻底绝望了。感到在这种祸国殃民的军队中当兵，简直是耻辱，于是产生了离开湘军的思想。
陈赓在《自传》中提到了这个问题：“目睹连年战争惨状，战场遗尸遍野，民家则十室十空。对军阀战争深表怀疑，遂萌退志。”
他在《报告》中，也谈到了那时的思想变化：“打败仗后，我思想改变不愿当兵了。因为，一、军阀混战，为了什么？二、当兵究竟为谁而死？三、当兵没有出路。同时，看到五四学运膨胀……积极想去进学校。”
这里要讲讲何谓“当兵没有出路”这个问题，在军阀部队中，凡属行伍出身的人，都不能被提升为军官。部队里军官缺额，都得由军官学校出来的学生补充。部队到了广东省韶关，陈赓想去投考讲武堂，可是讲武堂有规定，士兵一律不能报考。这对于一个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求知欲极为强烈的陈赓，自然是个严重的打击。加之其他原因，陈赓就想离开旧军队了。
1921年7月，湖北省发生宜武兵变，鄂军团长夏斗寅等，密谋趁机驱逐湖北省督军王占元。湖南省督军赵恒惕以“援鄂自治”为借口出兵进攻鄂南，在打到武昌附近时，受到敌军痛击惨败，陈赓所在团伤亡过半。
战场上的失败，激化了湘军内部的矛盾：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士官系”与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保定系”结成联盟，极力排斥“行伍系”的军官。陈赓的团长曾君聘，就是个行伍出身的人，自然遭到排斥。他就设法谋得粤汉铁路湘局局长的职务，离开了湘军。1921年秋，曾君聘前往上任时，是陈赓护送他到长沙的。曾君聘了解陈赓也想离开军队的心愿后，就给陈赓在铁路局安排了个办事员的差事，月薪60元，比在军队拿的上士军饷高出了许多倍，使陈赓有能力在工作之余去完成继续学习的心愿。
陈赓的童年是幸福的，而不幸的是从少年到青年这段时间。但这段艰难困苦的生活，给他提供了锻炼及认识生活的机会。人长大了，思想水平提高了，才有可能迈开大步向前走。
三、光明之路
陈赓在《报告》中说：“我所以富有爱国思想，因受黄克强（黄兴）影响。”
前面说过，那时的湖南省是各路军阀角逐的战场，你争我夺，硝烟四起。反映在思想战线上，湖南也是个激烈争斗的场所。两军对垒，各显神通。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谭嗣同为首的维新派，和当地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者，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斗。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维新派被杀了百余人。但是求进步的烈火并未因此熄灭，各地的反清起义此起彼伏，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形成了波澜壮阔的雄伟气势，而黄兴（字克强）就是这个伟大运动的代表人物。自然会对朝气蓬勃的陈赓这一辈湖南青年产生积极影响。
为此，陈赓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报考中学和到各种补习学校读书，如饥似渴地学习，使自己的知识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英语也学得不错。解放战争中，他曾回忆这段学习生活说：自己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被留校任第二期入伍生连连长。那时才22岁，个子矮。而学员大都比他长得高，很多人还比他年纪大，并且都有较好的学历，看不大起他。他知道后，作了充分准备，第一天上台讲课一句话不说，用英文把讲义写了一黑板，叫学员解释，大家都傻了眼，从此再也不敢轻看这位年轻的连长了。这个故事就是他在长沙英语学得好的明证。
时代在迅猛地向前发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列主义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迅速传播，使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发展。同年，长沙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从此，湖南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及各方的工作，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共组织还创办了青年图书馆、自修大学等，组织青年进行学习；还经常举办讲演会、学习会、讨论会等活动，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培养党团干部。
长沙的这些进步组织及其活动，像香花吸引蜜蜂一样，紧紧吸引着年轻有强烈求知欲的陈赓。1922年他进入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聆听了一些著名革命家的讲课和演说，和革命团体有了密切的接触，看到了《新青年》等革命书报，读到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并具体得到了湖南著名共产党人何叔衡、郭亮、姜梦周等人的帮助，使他的思想产生了飞跃，使怀有黄兴救国救民思想的陈赓，看到了更为光明的前景，开始懂得了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我的自传》中写道：“民国十年离开行伍，复又插考中学，受‘五四’思潮之激励，愿献身革命，乃于1922年加入S.Y（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反帝运动。”同年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易礼容。从此，这位旧时代地主家庭的叛逆，成为了一个自觉的革命者，走上了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的光明大道。后来，陈赓曾和人们谈起入党事时，爱说：“第一年有党，第二年有我。”其实，这话应该是“第一年就有我”的。他在军事工程学院曾和张衍说：“我的党龄应该是与党同龄。1921年我就在湖南党的小组工作，提出入党请求，可当时党的负责人说，陈赓是出生于地主家庭，是个大少爷，应该多考验一个时期再说，就这样才批准我1922年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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