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陈赓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曾经请假由武汉乘船沿着长江去上海，沿途看到了湖南以外的世界。在反动统治者的压榨下，这里的人民过着和湖南同样的贫困而痛苦的生活，也看到了反动统治者的残暴和奢华糜烂的情景，看到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飞扬跋扈的种种活动……更坚定了他革命的信念。到了上海，进入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上海大学听课。当时主持校务的是恽代英和瞿秋白等人，陈独秀、李大钊、萧楚女、蔡和森、张太雷等著名共产党人都来学校讲过课。校中政治空气很浓，思想很活跃，学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陈赓在这里受到了马列主义进一步的熏陶。
由于生活问题不好解决，自己带的钱花光了，假期也快到了，陈赓不得不离开上海重新回到长沙。
长沙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日趋高涨，使统治阶级惊恐万状。省长赵恒惕残酷镇压，1922年1月就制造了“黄庞惨案”，杀害了劳工领袖黄爱和庞人铨。消息传出，群情激愤，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长沙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高潮。陈赓在长沙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
1923年2月，陈赓又积极参加了湖南各界声援平汉铁路大罢工所进行的游行示威等活动。
同年，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高潮，湖南各地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加以响应。陈赓积极参加了要求收回旅顺、大连等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4月5日，长沙成立了“湖南各界外交后援会”，共产党员郭亮被选为该会主席，陈赓也当选为执行委员。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掀起对日经济绝交运动。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商品，正在中国内地大量倾销，使中国轻工业、手工业者及农民受到严重打击。陈赓带领群众，日夜守在湘江码头上，禁止日本人从船上卸货。为了监视日本洋行的活动，陈赓曾连续几夜不睡，把守着小西门一家日本洋行的后门。
5月31日晚，外交后援会得知日本轮船“武陵丸”载运日货来长沙，6月1日派出调查员上船去检查，日本人不干，唆使水手挥舞棍棒殴打调查员及示威群众，打伤3人。下午1时又有日轮“金陵丸”驶来，外交后援会又派人到码头检查该轮的日货，再次与船上水手发生冲突，坚持不下时，日本人又呼叫来一艘日本军舰，水兵向示威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工人王绍元和小学生黄汉卿，重伤9人，轻伤数十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大惨案。一直奋战在最前列的陈赓也不幸负伤，但他坚持带伤领导群众斗争到底。
陈赓为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开始献出了自己的鲜血，这汪鲜血使他明白了一些道理：国内外敌人营垒是强大的，斗争是残酷无情的，要想取得斗争胜利，没有钢枪在手、没有自己的军队是不行的。
※第二章 他救过蒋介石的命
一、到黄埔去
1943年，周恩来在《关于1924年至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中曾说：“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上失败的结果。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辛亥革命以后，他的活动渐渐变成了拉拢军阀，结果是不断遭到失败，这就教训了孙中山，所以他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懂得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1923年决策，1924年开办黄埔学校。”
当时的情况是，在孙中山这位大元帅麾下，名义上有杨希闵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谭延闿的湘军、许崇智的粤军、李福林的闽军、樊宗秀的豫军、路孝忱的陕军、李明扬的赣军等很多旧军队，但他们并不服从元帅府的指挥，各霸一方，把持税收，设娼设赌，无恶不作，反而造成元帅府经济无来源而万分拮据。孙中山深深感到依靠这些军队，是无法完成革命任务，无法挽救国家危亡的。何况英帝国主义在香港大力策划和支持广州有武装的商团，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政府，所以革命政府极不稳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此时，俄国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看到了希望，决心“以俄为师”，于是致电列宁，提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的要求，立即得到了列宁的响应，双方即开始了频繁的交往。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政策，因此，在苏联专使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在政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于是决定“建立党军”，“使革命的武力成为民众的武力”。但是要建立一支新型军队从何着手呢？自然首先要创办个军官学校，培养自己的军队干部。孙中山就命令大本营的军政部长程潜去筹办这所军事学校。
1923年年底，学校派人到长沙招生。中国共产党组织考虑未来的武装斗争需要军事人才，决定选派一些党团员去广州学军事。因为陈赓当过兵，党组织要他去报考，他听到后非常高兴，自己丢下军阀军队的枪杆子，就是要拿起革命军队的枪杆子，如今有了机会，怎能放过呢？但是当时统治湖南的，是仇恨孙中山革命的北洋军阀，所以考试秘密进行。除了笔试，还有口试，过了几天，陈赓就被通知录取了。于是他就离开了铁路局，离开了长沙，开始了新的征程。
宋希濂在《回忆陈赓同志》 一文中，对这段生活有描述：
在考试时，和我并排而坐的就是陈赓。彼此攀谈，始知他也是湖南人，曾在湘乡县城东山高等小学毕业。以后到军队里干了四年，又回到长沙进中学的。五六天后，被录取的同学在育才中学，进行了初步的组合，我和陈赓、刘进、史书元、萧某等十余人相约于一周内准备妥当，再一同走，当时就推陈赓做班长，负责联络及沿途购票、住宿等事项。
火车经过武昌、汉口，又搭乘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东下。沿途风平浪静。我们每天立在船板上，饱览两岸风光，真是山河壮丽，田野肥沃，大家豪情满怀。陈赓慨然而言：“我们祖国是这样的秀丽，自鸦片战争以来，却被外国人践踏得一塌糊涂。这些强盗们还想瓜分我国，要中国人做亡国奴，我们青年人必须努力革命，起来打倒列强和国内军阀！”
充满革命豪情的陈赓，从上海乘船由香港到达广州后，来到陆军讲武学校却被失望的情绪所困扰。
他们住在越秀公园附近华宁里最便宜的客栈里，每天食宿要花4角毫洋，但发现陆军讲武学校的地址尚未选定，不知何时才开学？并且住了二十多天没人过问，盘缠也快用完了。实在忍耐不下时，大家推选陈赓、李默庵等3人去大本营军政部交涉。最后，军政部长程潜答应，由军政部报销大家在客栈的食宿费用，大家才安下心来。
到了1924年2月，军政部提出陆军讲武学校已确定设在广州北校场，营房目前正在修缮，还得等一些时间才能使用。军政部目前经费非常困难，大家住在旅馆里开销太大，军政部难以负担。现在把沅宫西侧的关帝庙简单收拾了一下，大家搬到那里暂住，条件不好，但可省些开销。于是陈赓他们就搬到了那里，睡在垫着稻草的地铺上，并且自己办起了伙食。
这所学校虽然名义上属于革命政府，管理方法却全是旧军队的一套：不准看报纸，不准与外界接触，要求学生绝对服从，有时还要受打骂等体罚。没有一点革命气息，这当然使陈赓这样的热血青年感到压抑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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