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有位修春秋之学的学者荀悦，曾哀叹当时政治的衰颓，作《申鉴》上呈皇帝，提到“致政之术，先屏四患”。他指出扰乱一个国家政治的有四种祸患。
哪“四患”呢？
就是伪、私、放、奢。
中宗一朝，到了景龙年间，这四患已经如瘟疫一样侵入朝政之中，令政治病入膏肓了。
所谓“伪”，就是指将白说成黑，非说成是。在中宗的周围已经没有什么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谏诤皇上过失的直臣了。上自韦后，下至诸大臣，几乎都在用不实之词迷惑皇上。朝中光明正大之风消失殆尽，大搞阴谋诡计却成了时尚。那些说真话的臣子，由于皇上把他们的话当成耳旁风，只好寒心地站在一边，眼看着朝政日非，国势一天天衰败下去。
所谓“私”，就是权高位重的人争着营私舞弊，野心家横行。他们天天挖朝廷墙角以中饱私囊。有的人还心怀不轨，觊觎国家神器，企图不日取而代之。
所谓“放”，就是恣欲放纵，毫无节制。他们求神仙，造豪华的建筑，沉溺于声色犬马……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
所谓“奢”，就是奢华、淫侈，浪费民脂民膏，而毫无悯恤之心。
不管中宗有感觉还是没有感觉，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四患”的客观存在，必然会表现出来。
矛盾出来了，总要解决。
但中宗已经无力回天了。他现在已把实权拱手交给了韦后和公主们，他已经成了一个空壳。他已经放弃任何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只要让他这样一天天吃喝玩乐，享受做一个“太平天子”的乐趣，浑浑噩噩地过岁月也就心满意足了。
他处处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遇到问题总是绕着走，解决纷争总是充当和事佬，得过且过。
当时安乐、长宁二公主，经常纵使恶家奴到民间抢夺老百姓的子女做公主府的奴婢，以致百姓畏之如虎狼。弄得家家白天紧锁门户，街上绝少行人。后来这些恶奴就成群结队，随意破门进入百姓家，任意搜索，闹出不少人命。
当时有位侍御史叫袁从之的，为了维持治安，将一些恶奴逮捕下狱，准备绳之以法。但公主一到中宗面前哭闹，中宗立即下制令从之放人。袁从之气愤不过，在殿上奏道：
“陛下纵容恶奴抢掠良人，何以理天下！”
这等于是指着皇帝老子当面骂他，可是中宗却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朕命你放了就是，何必聒噪？”
位居相位的大奸臣宗楚客、纪处纳因潜通戎狄，受其货赂，致生边患。监察御史崔琬上奏要求当庭对质，弹劾他们。
如果按过去的惯例，大臣被弹劾，应俯首伛背快步走出朝廷，立在朝堂等待问罪。可是宗楚客竟无视朝廷规矩，愤然作色，自陈自己一贯忠于朝廷，根本没有崔琬所指陈的那些事。其气焰之嚣张，根本不把皇上放在眼里。最后竟然耍起死狗，反诬崔琬有意诬蔑他，非让皇上治崔琬罪不可。
奇怪的是当时竟无一位朝臣站出来为崔琬申理。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中宗却出人意料做出了一个决定，说：
“好啦好啦，宗老爱卿，你就少说几句吧。再这样闹下去，成何体统？崔琬所言并非无因，宗卿所陈，也并非无据。但当前天下太平，朕不愿看到庸人自扰，自乱阵脚。好吧，朕现在均判你们无罪。现在朕命你们二人当面结为兄弟，永远不许再闹意见。”
君命难违，崔琬只好和宗楚客当廷拜了把兄弟，于是一场闹剧就此收场了。
事情传出，时人都叫中宗为“和事天子”。这不知是称颂他还是在骂他。
在中宗这样的胡涂皇帝治理下，吏治当然大坏。
当时政出多门，滥官充溢，人们编了一个时语，叫“三无坐处”。哪三个地方呢？即宰相位置、御史位置和员外官位置。因朝廷封宰相、御史和员外官太多太滥，以致上朝办公时，由于官员成堆，来晚了连个坐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在这种滥封官的风气之下，首先得到最大实惠的是那些皇亲国戚。中宗朝刚开始，功臣享食封的不过二三十家，几年之内受朝廷恩泽享食封者超过百家之多。他们并没有佐命之勋，却能分茅胙土，国家租税大半入于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靡；公家不足，坐致忧危。像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均食封超过万户，国库何能不空虚！
韦后当然大为自己亲族封官，扩大韦党势力。韦后之兄韦温，以礼部尚书拜为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权倾枢机。其他亲属，不管是阿猫阿狗，均要给个肥缺干干。
其他的那些善见风使舵、阿谀逢迎之辈如郑愔和上官昭容的姘头崔也位列相位。他们俱掌铨衡，大肆卖官鬻爵，收受贿赂。
崔之父崔挹，也依仗着儿子的权势收受别人贿赂，答应为其人得到某官职。可是崔却竟然在放选人榜时将此人遗忘，未得入选。这个人找到崔门上来，质问道：
“公的亲戚受我的钱财，为何公不与我官？”
崔听罢大怒，说：
“你这是公然诬蔑朝廷命官！你说，我的亲戚谁人受贿？只要指出名道出姓，我当把他擒来当庭乱杖打死！”
那人嘿嘿一笑说：
“这可使不得。公若杖杀此人，公家将丁忧。”
崔这时才明白，他所指的“其人”正是自己的老父亲，于是面有愧色，只好请此人不可张扬，再补他一官就是了。
后来这些人做的坏事实在太露骨了，监察御史裴漼上本弹劾，中宗只好将崔、郑愔下狱。上官昭容一看自己的姘头被捉，急如火上房，赶快求助于安乐公主和武延秀，奉重金请他们到皇上跟前代为疏通。
于是安乐公主又跪到中宗那里说情，软磨硬泡，中宗无奈，只好将本来大理寺判的“郑愔免死，流放吉州；崔贬为江州司马”改判为“崔为襄州刺史，郑愔为江州司马”。
一件朝廷大案要案就这样被中宗的大笔一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到了当年秋天，又以陪侍典礼为名，将崔、郑二人召回朝廷任职。
要说中宗处处“和事”倒也未必，他还是看着韦后的脸色行事。
我们还记得，在神龙元年他刚刚登基时，因受到韦后的挑唆，把他的庶出第二子重福赶出宫廷，贬为千里之外的均州判史，其实是软禁看管起来。罪名是“重润之死，重福为之也”。韦后为什么这样做呢？很明显，重福是她亲子重润之弟，他的存在对重润坐稳皇位曾是一种威胁；再加上重福之妻是张易之的外甥女，张易之一倒台，这当然又成了重福一条罪状，于是重福只得被打倒阴山背后了。
一晃过了四年，中宗景龙三年（公元７０９年），中宗祭祀天地于南郊，并大赦天下。除十恶罪不赦外，余皆减等赦罪，连流人也放还。这就使重福产生了回朝的希望。他想重润的死早已弄清，与他本来没有什么牵扯；现在父皇又是一味和事，一定会对他产生怜悯之心，于是上了一个奏章，自陈说：
“陛下焚香行礼，郊祀上天，天下苍生并得赦罪，可是骨肉赤子（重福自称）却偏加摈弃。天公地道，难道本应如此吗？
“天下之人闻者皆为臣流涕，何况陛下一向慈念，难道不悯臣孤独忧迫，在此度日如年吗？”
这份奏章呈上以后，被韦后看了丢到一边，中宗连看都没看到。重福还在那里盼星星盼月亮，他哪里知道他是永世不得超生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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