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虽然留学过日本和英国，精通日、英文字和外国文化，可是他却主张尊孔读经，维护传统文化，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对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却极尽攻击之能事。
本来章士钊与胡适是未曾谋面的朋友。1913年章士钊因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在东京创办了《甲寅》月刊。当时的胡适正在美国读书，他翻译了一篇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投给《甲寅》，很快就刊登了出来。为此他们有过几封书信往来。他们相隔数千里之遥，没有机会见面，但却建立了朋友关系。
胡适在1917年回国后，到北大教书，开始倡导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而章士钊在1918年回国后在上海教书，尽管对胡适的主张不满，并没有发生论争，到也相安无事。他们的对立情绪，是发生在章士钊担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期间。章士钊到北平的第二年就着手恢复了《甲寅》杂志。他创办这个杂志是为了提倡尊孔读经，反对白话文。这是一本文言文的杂志，声明不发表白话文的作品。在复刊号上他发表了《评新文化运动》，文章公开点名批评胡适，特别痛恨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指出提倡白话文是“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甚至不顾自己的士大夫身份，以谩骂的口气攻击胡适。当时胡适正在杭州烟霞洞养病，一位友人将章士钊的文章拿给他看。胡适对章士钊的谩骂并没有回击。他说：“这种谩骂，是骂不倒我们继续做白话文的，更不能打倒白话文学运动。”胡适对章士钊的宽容，是因为他对章士钊一向评价很高，他认为章士钊是1905～1915年这十年期间很有影响的政论家，文章的逻辑与文笔，以及为文时所表现的个性，都是令人称道的。或因如此，胡适是出于对年长于他10岁的章士钊的尊敬，并没有与老朽的复古派论争和绝交。
1925年2月的一天，胡适到撷英番菜馆去吃饭，恰好碰到章士钊也来吃饭。章士钊对胡适的大度很是欣赏，也自感到自己对胡适的奚落有点过火，饭后，他就提出到对过的一家照相馆照张合影。当时照相洗印很快，他们相约在照片上各题写一首诗，以作纪念。章士钊在照片背面题写了一首蹩脚的白话诗：
你姓胡，
我姓章；
你讲甚么新文学，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
双双并坐，
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
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
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适读了章士钊的题诗，意识到这是章士钊向他示好的表现，随即就写了首旧体诗，委婉地回击了章士钊的谩骂，也暗示出合好携手并进的愿望：
“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
愿长相亲不相鄙。
在紧接着发生的女师大风潮中，他们的确表现得很“相亲”的。1925年5月北京女师大在召开国耻纪念会上，校长杨荫榆被学生们嘘声赶走。为了报复学生们，杨荫榆开除了六位学生自治会职员，由此激起了学生们的义愤，掀起了“驱羊（杨）运动”。当时担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很支持杨荫榆镇压学生运动。8月初，章士钊则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停办女师大的方案，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8月1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开会，通过决议“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接受章士钊签署之教育部文件”。面对这个事件，胡适却联名几位教授发表《为北大脱离教部关系事致本校同事公函》，强调“学校为教学的机关”，“研究学术的机关”，应该“学术独立”，而“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处于窘境的章士钊对胡适的主张十分感激，在《甲寅》周刊上载文称赞胡适等人的举动是“表扬学术独立之威重，诚甚盛举”。不过，为时不久，章士钊又在《甲寅》上攻击白话文，胡适就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老章又反叛了！》的短文，披露章士钊题写在相片上的“白话歪词”，指责他是个“不甘心落魄”的“时代落伍者”。章士钊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说胡适公布他“投赠之白话词”，是跟他开了个玩笑，觉得很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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