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和曹禺是同龄人，他们都生于风雨如磐的1910年，也都与天津有缘。萧乾是在1935年7月燕京大学毕业后，经沈从文举荐进入天津《大公报》编了四年副刊；而曹禺则是在天津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萧乾与曹禺结缘始于萧乾主持《大公报》副刊之后。
萧乾接手《大公报》副刊之时，正是曹禺的《雷雨》轰动天津舞台之日，他当即发表了李健吾的评论文章，给予《雷雨》很高的评价。到1935年的冬天，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将曹禺找回学校，和他一起编译和排演一出中国化的《财狂》（即莫里哀的《悭吝人》）。张彭春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剧组班子，除了南开新剧团的新老骨干外，还请留美归来的林徽因设计布景，因而引起了萧乾的注意。在《财狂》公演时，萧乾在副刊上推出了“《财狂》公演特刊”，亲自撰文给曹禺饰演的主人公阿巴贡（改译韩伯康）以很高的评价。
1936年曹禺的《日出》出版后，萧乾更是“像寻宝者那样以发现新人为乐”的胸怀，先后组约了三个整版的稿件，陆续刊发了李广田、茅盾、孟实（朱光潜）、叶圣陶、沈从文、靳以、黎烈文等十数篇名家及普通读者的“集体批评”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本着“不阿谀、不中伤”，心平气和，与人为善的精神，与作者进行交流的，因而引起读者的兴趣，加深了读者对于剧本的理解，也有助于提高《日出》的影响力。为此，曹禺对萧乾这位“好心的编辑”，还是心存感激的。
1936年是《大公报》创刊10周年，准备搞一次纪念活动。萧乾趁机建议借鉴美国普利策奖的方法，搞一次文艺作品评奖。在这次评奖中曹禺的《日出》榜上有名。这就进一步奠定了曹禺在文坛的地位。后来因为萧乾去国十几年，他与曹禺失去了联系。
然而，1957年的反右斗争，却使曹禺忘却了昔日萧乾的提掖。这或许是出于自保，或许是出于压力，或许是想“听从召唤”，竟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提掖他的“恩人”萧乾。这种失误经历了“文革”的洗礼，曹禺的内心是否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想法，则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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