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杨振声是在青岛山东大学是认识的。
1931年的秋天，经徐志摩的推荐，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职。杨振声虽然在美国学的是心理学专业，可是他在北大读书时就加入了新潮社，出版了中篇小说《玉君》，引起文坛的注意。或许是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他对沈从文很器重。在青岛大学的这段时间，沈从文每月有100块钱的工薪，还能利用课余时间创作一些作品，生活得很惬意。与杨振声也相处得很默契，成为很好的朋友。
1933年夏天，杨振声对山东省长韩复榘的军阀统治不满，与沈从文相约辞去青岛大学的职务。他们到北平，和朱自清一起为北平的教育部编纂小学国文教科书，他们编辑了《实验小学国文教科书》，还亲自到师大附小作实验，这套教材体现了他们对儿童教育及其改革的思想和观点。与此同时，沈从文与杨振声还接替清华研究院吴宓教授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他们接手后，将原来的刊名改为《文艺副刊》，由原来的侧重学问，转向侧重文学创作。沈从文负责具体的编辑工作，这样，沈从文也就成了北方著名的报纸副刊主持人。由于他的努力，《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能与《申报·自由谈》比肩并立的一个重要园地。
到北平后，沈从文就着手准备与张兆和的婚事，可是他手头没有多少积蓄，张兆和将自己一只戒指，让沈从文当掉。当时，沈从文寄居在杨振声家里。这一天杨家的管家将沈从文换下的裤子拿去洗时，发现口袋里的有张当票，恰巧沈从文不在，就交给了杨振声。杨振声这才发现沈从文手头拮据，就预付给他50块钱的薪金。几年后，杨振声与张兆和的四妹提起这件事时说：“订婚时都是男士送给小姐戒指，作为信物，哪有还没有结婚，就当掉小姐的戒指的！”
抗战爆发后，杨振声、沈从文与北大、清华的一批教师撤离北平。杨振声被任命为长沙临时大学的主任秘书，负责组织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校的师生南迁的疏散和善后工作。西南联大成立时，杨振声担任叙永分校主任，聘任沈从文为国文系教授。过了一段时间，张兆和带着杨振声留在北平的子女来到昆明，他们和杨振声一家住在蔡锷的旧居里，形成了一个特殊时期的“临时大家庭”。大家一起做饭，一起吃饭，长幼有序，其乐融融。此间，杨振声、沈从文和朱自清等人在教务之余，仍然继续编纂国文教科书。他们分工细致，每周聚会一两次，工作进行的井然有序。抗战胜利后，他们一起回到北平，杨振声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沈从文在中文系任教，直到解放后杨振声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工作，沈从文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他们才分居两地，很少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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