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作“流浪文学之父”的艾芜是四川新都县人，与巴金的故乡成都相邻。或许是这种乡党的关系，巴金也像关心罗淑那样很关心艾芜。
艾芜，原名汤道耕，与巴金同龄，都是生于1904年。在成都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受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对文学产生兴趣。后因反抗旧式包办婚姻而出走，流浪到云南、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地。在马来西亚他与马共发生了联系，于1931年被英国殖民者驱逐回国到厦门。在五年的流浪生涯中，他在红十字会医院里做勤杂工；也曾流落仰光街头，乞讨度日，饱尝人间辛苦，得到了真正的底层经历和体验。这种艰辛的人生经历，锤炼了他的意志，也使他从最底层的“野蛮人”身上发现了人性的至善与至美。
后来，他从厦门来到上海，为了生计，开始以自己的流浪生涯为题材创作小说。他将短篇小说《伙伴》投给丁玲主编的《北斗》，受到重视，被邀请出席了“北斗”读者座谈会，由此与“左联”发生了联系。第二年就加入了“左联”。
1935年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后，为艾芜出版了小说《南行记》。这部流浪汉小说为当时的文坛带来一股清新气息，艾芜因此而成名。巴金与艾芜也就开始了交往几十年的友谊。
抗战爆发后，艾芜从武汉流亡到桂林，在1938年11月成立“文协”桂林分会时，艾芜与从广州来到桂林的巴金同时都被选举为该分会理事。第二年的三四月间，巴金与萧珊离开桂林返回上海，并着手编艾芜的短篇小说集《逃荒》。他为这本集子写了篇《后记》。巴金写道：“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因为那里面闪耀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僧。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与旧，读着这样的文章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看来，巴金为人编书不仅仅是出于友谊，也不仅仅是为了自家的出版社有书可出，更重要的是出于一种责任感。他是要将自己的感情散发给读者，让读者从中受到鼓舞和激励。
此后的几十年间，巴金与艾芜分居两地，相聚的机会不多，但彼此的心是相通的。1950年代初期，艾芜深入鞍钢体验生活，创作了长篇小说《百炼成钢》。出于他与巴金的友谊，他将这部小说交给巴金主编的《收获》首发。1980年4月，由巴金担任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日本，艾芜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在出访期间，他们有机会相处了两周的时间。对于这对老朋友来说是极为珍贵的一段时间，为他们的友谊史册更增加了难忘的一页。1987年秋天巴金回故乡成都时，事先约定不参加任何会议和座谈，也不接受记者采访，只想与老朋友聚一聚。巴金会见了沙汀、艾芜与马识途等老朋友。几天后就是中秋节，巴金还特意到艾芜的老家新都县去赏桂花。当时，这几位老朋友已都是耄耋之年，但是老朋友相聚，兴致很高，精神也很好，都认为这是极为难得的会见。
1992年艾芜以88岁高龄仙逝，巴金得知噩耗，立即让女儿给四川发了唁电。这是艾芜家属收到的第一份唁电，以感人肺腑的朴素语言述说了两位老人的淳朴友谊和对亡友的沉痛悼念。后来四川新都县决定为艾芜建造墓园时，特请巴金题写了墓碑：“艾芜之墓”。如今巴金的手迹已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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