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和沈从文都是湘西人，前者的家乡是临澧县，后者的家乡是凤凰县。在1925年的春天，他们邂逅于北京时，自然显得很亲近，更何况他们都是热烈地沉迷于文学的青年呢！
沈从文初次与丁玲会面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丁玲与胡也频生活在一起，沈从文虽然内心里有些失落感，但还是很乐意与他们交往。他们谈话很投缘，几乎无所不谈，很快他们三人就成了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文学，谈论国事，谈论办刊物，也经常在一起吃饭、游玩。
1928年他们一同到上海，一起住进萨波赛路的一座公寓。丁玲与胡也频住二楼，沈从文住三楼。他们共同创办“红黑书店”，出版《红黑》周刊。1930年“红黑书店”因债务问题倒闭。为了筹集资金偿还债务，胡也频去济南教书。第二年，因胡也频宣传革命思想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当时，丁玲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处境很艰难。沈从文陪同她将孩子送到湖南常德的母亲处，由母亲抚养。此间，沈从文对丁玲热情相助，关怀备至。不料这年的秋天，丁玲却与冯达同居了，沈从文心中非常恼火。此后他与丁玲就失去了联系。尽管如此，在丁玲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沈从文连续发表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的文章，谴责了国民党政府绑架、陷害作家的不法行径。还曾托请胡适通过当年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营救丁玲，但未能奏效。
1933年社会上传闻丁玲被害后，沈从文写了《记丁玲》及《记丁玲续集》。此书于1939年9月在上海出版时，丁玲已经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于1936年9月来到延安。在陕北的丁玲对沈从文的这两本书一无所知。直到1978年的冬季，一位日本友人将这两本书拿给丁玲看，丁玲觉得沈从文在书里对胡也频等左翼作家的评价有失公允，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她还对沈从文以低级趣味描绘他们的生活非常恼怒，沈从文在他的文章里说，他和丁玲、胡也频曾经同住一处，朝夕相伴，给人一种混淆的概念。丁玲认为用含混的语言混淆视听，这无异于往她的身上泼污水。后来丁玲还听说她被捕后，沈从文胆小怕事，不敢出面营救她的传闻。从而得出沈从文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的结论。这种伤害沈从文的感情之言，挫伤了她与沈从文几十年的情谊，由误解而反目，导致两位老友在晚年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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