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钱玄同是浙江籍同乡，一个是绍兴人，一个是吴兴人。他们都曾留学日本，只是鲁迅早于钱玄同四年。1906年鲁迅第二次到日本时，钱玄同刚刚来到日本留学。1908年，主持《民报》的章太炎，利用业余时间开办国学班，给留学生们讲授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和钱玄同都拜章太炎为师，成了同窗好友，结下了志同道合的友谊。钱玄同性格活泼，他们在一起交谈时，说到激动处，钱玄同总是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因而鲁迅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爬翁”，可见他们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鲁迅回国后，于1912年到教育部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不久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他每天很轻松地处理完公务之后，无事可干。尤其是回到绍兴会馆的住处，更觉得心性寂寞。于是他用抄录古碑帖来打发时光。有一天，钱玄同来绍兴会馆来看望学友鲁迅，见他正在抄录碑帖，就问他：“你抄这些碑帖做什么？”鲁迅回答说：“不做什么，消磨时间而已。”钱玄同当时刚刚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立时想到请鲁迅给杂志写点东西，就说：“你给《新青年》写点文章吧！”钱玄同的话引起了鲁迅的思考，沉默了一会儿，鲁迅突然说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突然感到鲁迅在思索更深层次的问题，就说：“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样，在钱玄同的启示下，鲁迅创作了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由此而不可收，相继发表了十几篇小说，使得鲁迅成为新文学的领袖。后来鲁迅也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钱玄同与鲁迅并肩战斗，发表了很多批判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犀利文章，他们观点一致，同仇敌忾，来往密切，意气相投，成为携手战斗的战友。
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期间，鲁迅在北大和北京女师大任教，与钱玄同成了同事。在反对章士钊、杨荫榆和陈西滢的斗争中，鲁迅与钱玄同都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上签了名，他们步调一致的友谊似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在“女师大风潮”过后，鲁迅离开北平南下厦门，他们则不像同在北平时经常联系了。
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定居后，专事文艺创作和革命文艺运动。鲁迅的思想转变引起了钱玄同的不满，他们在思想上开始产生隔膜。1929年6月鲁迅回北平探亲时，在老师章太炎那里遇到钱玄同。这时他们已经话不投机，意气不投了。因为一句话两人竟然当着老师的面争得面红耳赤。不久之后，钱玄同到孔德学校去，见到鲁迅正在那里。两人见面，无话可谈，都显得很尴尬。突然钱玄同见到桌上有张署名“周树人”的名片，他就随口问道：“你又用三个字的名片啦？”鲁迅却冷冷地回答：“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名字！”钱玄同一听这是针对他常用的笔名“疑古玄同”而发难的，一言未发，拔腿就走。
鲁迅之所以这样冷漠地对待好友钱玄同，主要是因为钱玄同对鲁迅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不满；鲁迅则认为钱玄同是空谈革命，喜作惊人之语，而不想干实事。
1932年鲁迅再次返北平省亲时，钱玄同竟然公开声明他不认识鲁迅，阻挠鲁迅到北师大演讲。当时钱玄同在北师大担任国文系主任。学生们听说鲁迅回到北平，想邀请他来校演讲，但不知鲁迅住在哪里，便去问钱玄同。钱玄同一听就气急败坏地说“我不认识鲁迅！”学生们决定自己去请鲁迅，钱玄同威胁学生们说：“要是他来演讲，我就辞职！”学生们没有理钱玄同，请来鲁迅演讲，钱玄同为此很生气，但也没有兑现诺言：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到此，过去的同窗、同事和战友，已经成为陌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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