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正月初十，著名报人张友鸾与崔伯萍结婚时，周作人送了一幅喜联：“一个是文章魁首，一个是仕女班头。”这幅喜联引用了《西厢记》的唱词，吸引了很多宾客的注目。其实，在张友鸾结婚前，朋友们中就以“张郎”和“崔娘”的称呼，同他开玩笑。这是因为这对恋人的姓氏恰巧与《西厢记》中的张生和崔莺莺暗合；再就是张友鸾在办报之余，喜爱古典文学研究与考证，他的第一部研究著作就是《“西厢记”批评与考证》。有了这些因素，难怪朋友们拿他们开心了。
张友鸾比崔伯萍年幼一岁，可巧的是他们是在同一月同一天出生的。他们都在安庆城里长大，也都在安庆城里读中学，只是没有机会相识。1922年夏天，他们都考进北平平民大学，成了安徽来的同窗，很快就相识了。1925年大学毕业后，张友鸾受聘到成舍我办的《世界日报》当编辑，而崔伯萍则回家乡教中学。他们分别后比同窗读书时更为思念，经常书信往还，互赠诗文，寄托情思。这对恋人终于在1926年结为秦晋之好，从此他们成为事业上的伴侣。
1929年张友鸾在南京创办《新民报》时，一度经费拮据，四川军阀刘湘闻讯派人表示可以出资支持，但张友鸾不乐意仰人鼻息地办报，予以拒绝。夫人崔伯萍为了支持他的事业，变卖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帮助他渡过难关。在南京，仅仅26岁的崔伯萍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全力承担起家务。无论张友鸾早出或是晚归，夫人都为他安排好菜饭，即使是粗茶淡饭，也尽力让他吃好，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对此，张友鸾也是心存感激的。正是因为崔伯萍的细心照顾，才使得张友鸾在繁忙的办报之余，有精力涉猎他喜欢的古典文学研究。因此在他的《汤显祖及其“牡丹亭”》出版时，他特意题写了“送给妻萍”，留给妻子作为纪念。
崔伯萍也是很有才华的。张友鸾的一些报界朋友经常聚在一起玩“诗牌”，每牌一个字，拼凑成诗。这样的打诗牌，没有诗词的功底是不敢介入的。有一次人手不够，崔伯萍被邀请入席。当一位牌友出得诗句“高楼堪小住，旧梦忆炉青”时，下面就轮到崔伯萍了。她略微沉吟了一下得出诗句是“纤手临春水，影惊池底鱼”。她的诗句，惊动四座，大家拍手称赞。这恐怕与他们夫妇都喜欢古典诗词有关，闲暇时友鸾吹箫，伯萍吟唱，妇唱夫随，其乐融融，为他们拮据而紧张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反右期间，张友鸾出于真心实意地相应党的鸣放号召，给上级领导提了点意见，就被打入“另册”。对此，夫妻二人从不怨天尤人，也不悲观，而是处变不惊，顺其自然，仍然相濡以沫地面对命运的惩罚。闲暇时老夫妻还经常逛逛琉璃厂旧书市或天桥市场。“文革”之初，他们被扫地出门，安置他们到西四胡同的两间西厢房存身。当时张友鸾疾病在身，他还与妻子开完笑说：“我们这是回到了‘西厢’呀！”尽管居住环境很艰苦，还要每天去扫街，可是在“文革”宣告结束时，他还拿出一部《古佛经寓言》，交给出版社。这对恩爱的夫妻，在人生逆境中相濡以沫，相依为命，休戚与共，互相成为生存的依赖，直到年近九秩时才相继辞别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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