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世纪所发生的三次最伟大的思想革命是与卡尔·马克思、查尔斯·达尔文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达尔文的革命从根本上重建了自然科学，并且在进化论生物学的狭小的范围之外，尤其在社会科学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由于其思想和政治的结果，而成为社会科学中（以及社会和政治活动中）的一种革命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而对许多人来说，弗洛伊德的革命是不明确的，因为就它的重要地位，人们并没有一致的意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科学吗？或者，它是社会科学吗？或者，它甚至根本不是科学？
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革命的文献卷帙浩繁，而且是相当混乱和彼此矛盾的。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形形色色的学派不断从弗洛伊德确立的正统的核心中分化出来造成的。精神分析已经引起了一些哲学家或科学家连续不断的强烈批评：他们关注使不能忍受弗洛伊德对性的问题的公开讨论的男男女女保持谨慎和规矩的方法。这些接连不断的强烈的批评或抨击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革命的深远影响的一个标志。
除了已经提到的因素外，在分析和评价这场革命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问题。其中有不少问题是由于目前无法获得许多原始的极为重要的文献（如弗洛伊德与威廉·弗利斯的全部通信）造成的。这些文献将对弗洛伊德理论，尤其是他的有争议的诱好理论（参见下文论述）——这是精神分析革命中的一个插曲，一些人认为它削弱了精神分析学和精神分析疗法的正确性的基础——的发展阶段作出重要的历史的阐释。只能到21世纪，当弗洛伊德的档案全部公开并且能够对其进行全面的学术审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批判地评估弗洛伊德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这一个或其他的插曲或事件以及精神分析运动的其他成员对这些思想的运用。
弗洛伊德的革命与本书中描述的所有其他科学中的革命不同，因为精神分析学的核心几乎完全是由一个独立的个人，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立的（不过，关于这一点还请参看维特，1960；埃伦伯格，1970）。此外，只是在这场革命中，原始的文献（弗洛伊德本人的书和文章）由于其科学的内容而不是其历史的价值仍然受到实践者的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不仅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精神分析学家，精神病医生，心理学者，社会工作者，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等——仍在阅读弗洛伊德本人的著作，而且他的许多著作对于不一定赞同弗洛伊德的概念和理论，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对主要的正统学说持有异议的科学家、实践者和社会科学家来说，也是重要的经典和教科书。精神分析疗法（主要集中于精神分析的过程）与弗洛伊德发展和运用的那些疗法仍然是基本相同的。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批评家们经常指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近似于哲学甚或宗教，而非真正的科学。
弗洛伊德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和有说服力的著作家，是德国散文的真正天才的大师——他的科学体裁的这个方面在英语翻译中就看不见了。尽管——正如弗洛伊德在许多场合说的——他的目标是创造一种摆脱了其历史的哲学重负的科学的心理学，但他却故意选择“简单的代（名）词”描述三种精神动力（1953，ZO：195）——das Ich（自我），das Es（它）和das Uber－Ich（超我）。他说，这是因为，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希望保持与通行的思维方式的联系，并且喜欢使它的概念成为在科学上有用的，而不是拒斥或抛弃它们”。运用这样一些普通的而非深奥的措辞和说法，“没有任何价值”；原因是很实际的：精神分析学家希望他们的理论被他们的病人“理解”；这些病人“经常是很聪明的，但并不总是有学问的。”他解释说：“非人格的‘它’是与正常人使用的某些表达形式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说，‘它击穿了我’；‘那时，在我里面有某种比我更强大的东西’。‘C’etait plus fort que moi’（即比我更强大的某种东西）。”但是，在英文中，这些平常的名词不见了。它们变成了深奥难解的拉丁语的代名词‘ego’（自我），‘Super－ego’（超我）和‘id’（以德，即本能冲动）——今天，更多的人是从其弗洛伊德的而非拉丁文中原始的意义来理解这些概念的。弗洛伊德在这里遵循着在新的特定的和有限定的科学的场合使用普通语言中的术语——工作，力量，能量——的物理学家们的传统。弗洛伊德还采用了诸如“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和“里比多（Libido）”这样一些经典的说法。
罗伯特·霍尔特（1968，3）指出，考虑一下三个例式可以更好地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其一是“精神分析的一般理论”（拉帕波特，1959），它有时被归为心理玄学（metapsychology）。这一学科是一系列“精神分析体系可以建立于其上的理论假设”，弗洛伊德在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纲要”（1954，347－445），1915年的“论心理玄学”（1953，14：105－235），以及《梦的解释》（1900；1953，45）中作了详细阐述。另一个例式被霍尔特称为“弗洛伊德的种系发生学理论”，它包括弗洛伊德的“崇高的思索，这些思索主要是进化论的和目的论的”。这一范畴的著作充满文学的引喻和隐喻，而不是严格的或“明确的心理器官的模式”。诸如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1913）、《超越快乐原则》（1920）、《幻想的未来》（1927）、《文明及其不满》（193）和《摩西和一神教》（1934-1938）就属于这一类著作。
最后，在弗洛伊德的所有贡献中，在科学上最重要的是“精神分析的临床理论，以及它的精神病理学，它对精神方面的性现象的发展和性格结构的解释”；这些理论和解释是以“由人的生活史中的主要事件（现实的和幻想的广构成的论题为基础的。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正是这一理论指导着临床诊断和治疗。甚至那些严格说来可能并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的人——精神病医生，精神病学的社会工作者，临床心理学者——也受到这一理论的强烈影响；这一理论——“被不确切地归之为‘心理动力学”’——“甚至已通过关于性格（人格）的教科书而渗透进一般的学院心理学之中”’‘’
在对弗洛伊德产生的影响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中，戴维·沙科和戴维·拉帕波特（1964）向人们表明，弗洛伊德的革命思想是多么深刻地渗透到心理学思想之中；不一定是“它们扎根于其中的特定概念和解释性理论”（霍尔特1968，4），而是“一般的概念和观察”。弗洛伊德的主要的根本的创新是他对无意识和超出我们的理性控制的心理学的力量对行为、愿望、幻想和动机因素的影响的认识。他使人们注意和重视所有心理现象——从梦和幻觉到纯粹的口误——的重要性，尤其重视性在个人自婴儿时期以来的心理发展中的作用。
精神分析革命的不同阶段
像科学中的所有革命一样，弗洛伊德革命的开始阶段涉及一场思想革命，或自在的革命（revolution－in－itself）。这场革命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那时，弗洛伊德与J．布罗伊尔合作，运用催眠术开始了对癔病（歇斯底里）的研究。在巴黎与让-马丁·夏尔科共事的一个比较短暂的但富有成效的时期，弗洛伊德已经开始从临床学出发研究催眠术。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机能的思想，在同威廉·弗利斯——柏林的一位鼻喉专家——进行思想交流期间经历了一个迅速的和彻底的发展。弗利斯不仅对弗洛伊德的生理学和心理学思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且他还使弗洛伊德转变成为一个非理性的生物命理学家（bionumerologist），而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对他的思想发展过程的这个方面只是轻描淡写，未给予足够重视（萨洛韦1979，144）。弗洛伊德在与弗利斯交往期间写作的文献构成投入的革命，包括“科学心理学纲要”的构思（弗洛伊德1954，355－445）。
1896年5月，在对“维也纳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学会”发表的演讲中，弗洛伊德阐述了他关于癔病（歇斯底里）的原因的学说（1952，62－64）。正如在其自传中所描述的（1952，62－64），弗洛伊德最初相信年长的女性告诉他的关于她们在幼年时代被一位父亲（这是最经常的情况）、叔伯或一位比较年长的兄弟诱奸的故事。后来，他发现，他的双亲的“神经症状与实际发生的事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与体现和包含着期望的梦幻联系在一起”，而且，“就神经病（精神神经病）来说，心理的现实比物质的（肉体的）现实更重要。”这是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概念后来具有如此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最初的隐约的感觉。
几乎与此同时，弗洛伊德放弃了他关于歇斯底里的诱奸理论，开始了他著名的自我分析。这一过程延续了许多年，但是最集中的部分是在弗洛伊德的父亲于1896年10月去世后不久的1897年夏秋之间（琼斯1953，1：324）。弗洛伊德对他幼年时代对他的父母的受压抑的情感的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年轻的男性对他们的母亲有恋母情结的情感，而对他们的父亲则持有敌意；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正常阶段。
弗洛伊德在1897年10月15日写给威廉·弗利斯的一封信中采用了俄狄浦斯的例子（弗洛伊德1954，223），并且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释》中充分、详细地发挥了这一论题。弗洛伊德到那时还尚未采用“情结”（comdex）这个术语；他运用俄狄浦斯的故事只是证明他的发现，表明这一发现的强有力的根据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古人，可以追溯到关于“深远的和万能的力量”的神话。在进行这一描述时，弗洛伊德写道：“儿童…迷恋一个双亲而憎恨另一个双亲”，这是“大量心理冲动的基本要素之一”。尽管弗洛伊德强调他的患精神神经病的父母的体验，但是他认为，‘精神神经病患者在这个方面与仍然正常的其他人［并无］不同。”他断言，精神神经病患者“只能通过扩大地展示在大多数婴儿的心智中产生的还不太明显和不太强烈的对他们的父母的爱和恨的情感，方能辨别出来”（弗洛伊德1953，4：260－261）。在他的自传中，弗洛伊德写道，在生命之初，当“被认作俄狄浦斯情结的关系确立起来”时，男孩“把他们的性期待集中在他们的母亲身上，并对他们的父亲表现出敌意的冲动，把他们的父亲看作是一个敌手，而女孩则采取类似的态度”。因此，俄狄浦斯情结从一开始就不被认为是完全而限于男性的（参见924．1）。
在1898年的“论精神神经病病因论中的性的因素”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第一次公开论述了他关于幼儿性征的思想。但是，直到1900年他才在他的第一部伟大著作《梦的解释》中正式宣告精神分析的革命。我认为，这是在一部出版的著作而不是某种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或在一系列专题论文中公之于众中的科学中的最后一次革命。1900年在维也纳出版的这部著作曾反复增订和修改（1901，1911，1914，1919），而且在1913年出版了第一个英文本。
弗洛伊德在随后几年中又出版了其他一些重要著作：《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性学三论》（1905）。这时，人们已经可以对一种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作出科学的评价，因而表示赞成或反对了。最初，医学界的精神病学者、神经病学家以及学术机构中的心理学家极端反对弗洛伊德的思想。（根据抄科和拉帕波特的说法），那些“直到1910年……仍然表示激烈反对的”人编辑了一部真实的棉神病学和神经病学名人录》以及在“科学和医学的其他学科”中的那些人的“反应”都是‘稍极的”（见弗洛伊德1913，182，166）。沙科和拉帕波特提出，那些受过教育的门外汉缺乏兴趣（即使感兴趣，也是表示反对）反映了内行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还发现，在这些早期的岁月里，弗洛伊德的思想并没有引起教士们的特别注意。
尤其是弗洛伊德对婴幼儿性征的发现遭到广泛的反对和抵制。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精神分析中没有什么发现像性功能开始于生命之初，而且甚至在幼年时期就以重要的性状表现出来这个主张遭到如此普遍的反对和招致如此强烈的愤怒”（1952，62）。但是，“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分析的结论能够如此容易又如此完满地得到证明”。考虑一下那时流行的关于幼年时代的观点，我们也许就可以明白弗洛伊德的发现是多么新颖和具有革命性。弗洛伊德明确地解释说：“幼年时代被看作是‘无真无邪的’，是没有性的渴求的，而且，与‘纵欲’的恶魔的斗争被认为是到青春期的躁动年华才开始的。在婴幼儿中不能忽视的这样一些偶然的性活动被认为是堕落和不成熟的邪恶的证据，或者被视为天生的古怪行为。”
因此，科学中的弗洛伊德革命不是由弃恶从善的既定的职业男女进行的，而是由有吸引力的和自信的年轻人，不受传统习惯思想的影响的将要开始其职业生涯而在后来成为精神分析学家的开业者进行的。新思想的拥护者们应马萨诸塞州依斯特的克拉克大学校长G．斯坦利·霍尔的邀请在该校集会。被邀请者包括弗洛伊德本人，A．A．布里尔（某些弗洛伊德著作的美国译者），桑多尔·费伦奇（一位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是弗洛伊德多年最密切的朋友之一），恩斯特·琼斯（后来成为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和卡尔·G．荣格。就在一年之前的1908年4月，一批精神分析学家在萨尔茨堡相聚，举行他们的第一届国际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一位美国人（布里尔〕．二十六位奥地利人（其中包括弗洛伊德，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奥托·兰克，威廉·施泰克尔和弗里茨·维特尔斯），两位英国人（琼斯和外科医生、心理学家威尔弗雷德·特罗特），两位德国人（包括卡尔·亚伯拉罕），两位匈牙利人（费伦奇和F．斯坦），六位瑞土人（包括荣格）。会议之后，专门致力于这门新学科的第一本杂志《精神分析和心理研究年鉴》创刊。1910年3月，在纽伦堡召开了第二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而且从那以后，定期召开国际精神分析会议。地方的团体作为分会加入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到1911年，即该学会创立之后一年，这个专业团体就已包含106个成员。科学中的一场革命开始了。由于这个团体是由观点各异甚至严重对立的人组成的，所以，不久就不断有人脱离这个弗洛伊德主义的团体，然后各自形成一个持不同观点的运动。其中主要有阿德勒（在1911年分裂），施泰克尔（1912），荣格（1913），兰克（1926）。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也仍然受到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尽管他们作了这样或那样的修正。而这正进一步证明了在关于人的精神的思想以及治疗精神错乱的方法中的彻底变革——这是弗洛伊德革命的标志。正统的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的批评家认为，精神分析运动对于弗洛伊德的最初思想并没有实质性的、足以引起重视的偏移或背离。其他人，包括阿尔弗雷德·卡津（195，16）则坚持认为，“就这场‘弗洛伊德的’革命的大部分而言，弗洛伊德本人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是19世纪的革命，还是20世纪的革命
我把弗洛伊德的革命归之为19世纪的一次革命，理由是这次革命的最初三个阶段——自在的革命，投入的革命，理论上的革命——是在1900年达到的。鉴于弗洛伊德的科学及其推论在我们今天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们也许早就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发生在20世纪的科学中的革命。
在写于1923年并于次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1953，19：191），弗洛伊德本人就是把这一场运动看作是一个19世纪的现象还是20肚纪的现象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精神分析可以说是随着20世纪诞生的；因为它在其中作为某种新东西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出版物——我的《梦的解释》——是在‘1900年’出版的。”弗洛伊德然后解释说，“精神分析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既成的东西”——“它是从比较旧的思想出发的，并对这些过去的旧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它起源于比较早的提议，然后对这些提议作了详尽阐述。因此，关于它的任何历史，必须首先考虑决定它的源起的那些影响，都不应忽视在它产生之前的时代和环境。”弗洛伊德以19世纪中叶对“人们所说的‘官能性’神经病”的治疗为开端；接着，他又论述了伯恩海姆、夏尔科和雅内的工作以及布罗伊尔所作的推进和发展，这一切导致布罗伊尔和他本人的合作著作《歇斯底里研究》的发表。然后他详细叙述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到1900年达到一个顶峰。
但是，正如弗洛伊德或许要指出的，19世纪或20世纪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明显地确定的。弗洛伊德在他的论文中强调ZO世纪是因为，他在1923年写的这篇论文，是一本题为《这些多事之秋：正如它的许多创造者所言，20世纪正在发展中》（伦敦和纽约，1924）的书中的一章。正像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的标准版的编者指出的（1953，19：191；4：Xii），《梦的解释》（如弗洛伊德所言）的确是在1900年出版的，但它实际上早在1899年11月就出版了。在1932年写的一篇论文中，弗洛伊德（1953，4：Xii）说：“我的《梦的解释》一书最后摆在我的面前是在1899年冬天，尽管它的书名页上填迟到20世纪”。而且，在1899年11月5日写给威廉·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告诉说：“这本书[《梦的解释》]昨天终于出版了”（弗洛伊德1954，302）。
这个例子也许只能用以证明，把思想史和科学史纳入到诸如世纪这样的任意的编年学的划分是多么的困难。无论怎样，弗洛伊德同样错误地认为，1900年是20世纪的开端。因为我们时代的第一年是1901年，第100年（完成一个世纪）是100年，而不是99年。因此，第19组一百年（19世纪）的最后一年或第一百年是1900年而不是1899年，而20世纪的第一年确切说应当是1901年。
弗洛伊德论科学革命和创造性：与哥白尼和达尔文的比较
对弗洛伊德思想，尤其是那些关于性的思想的敌视，自然使弗洛伊德主义者把他们的大师的辛劳与任何勇敢的拓荒者的艰苦相比拟。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恩斯特·琼斯曾写道：“哥白尼和达尔文都以极大的勇气面对关于外部现实的不受欢迎的真理”（1940，5），但是，正如弗洛伊德所为，“面对内部现实的那些真理则要付出某种只有极少人能够独立付出的劳动”。弗洛伊德本人敏锐地意识到他在精神（心灵）科学和疗法的历史中的革命地位。他在许多场合把他自己的科学理论与哥白尼和达尔文的理论相比较。弗洛伊德对他们的理论感兴趣，与其说是由于他们的科学影响，不如说是由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内容。尽管弗洛伊德从未（在有记载的谈话中，在已发表的通信中，或者说在已出版的著作中）援引或提出“哥白尼的革命”或“达尔文的革命”这样一些说法，但是，他确实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即哥白尼和达尔文所做的工作是根本性的，而且对于人类关于自身的概念具有重大意义。显然，弗洛伊德从来没有明确说过他是一个革命者，或者精神分析就是一场革命。在《幻想的未来》（1953，21：55）中，弗洛伊德写道：“科学观点的转变是发展，是进步，而不是革命。”
弗洛伊德在1907年断言，如果有人要求说出“十本最重要的书”，那么他将把“像哥白尼、相信巫术的老医生约翰·维尔、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等人所取得的那样的科学成就算在内”（1953，9：245）。哥白尼、约翰·维尔和达尔文的这个排列并不是随意的，因为这些人代表着弗洛伊德认为人类自我陶醉的自尊在其中受到重大打击的三个领域：宇宙论、心理学和进化论生物学。弗洛伊德认为，哥白尼推翻了人类在宇宙中的固定的中心地位，而达尔文则揭示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密切的亲族关系。维尔这位16世纪的没有多少悟性和非凡胆识的医生，则勇敢地同迫害巫师的狂热的暴行作斗争，尤其是他解释了假孕（“虚假的怀孕”）并不是一个妇女与魔鬼交合的征兆，而是一种医学生理状态，它是由我们今天所说的心理或身心原因造成的。令人奇怪的是，弗洛伊德引证的是一个在权威的医学史（辛格和安德伍德；或施赖奥克；或齐尔布尔格和亨利，1941）中甚至都没提到的相当不出众的16世纪医生，但是，我们也许应当尊重他的现代性、合理性和勇气（见齐尔布尔格1935）。但是，另一方面，没有多少研究心灵的人物值得被抬高到与哥白尼和达尔文所享有的同样高的地位。他也许选择了夏尔科，因为他曾一再对他［夏尔科]表示赞扬（1953，1：135；3：5，9－10；6：149；12：335；19：290；24：411），并把他描述为神经病学的“最伟大的领袖”和“每一国家神经病学者”的“伟大导师”。弗洛伊德在这方面选择的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达尔文的在其《物种起源》之上的《人类的由来》。弗洛伊德是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人类的由来》一书，还是他只是匆匆记下他第一次想起的达尔文的书名，我们对此完全不清楚。但是，弗洛伊德也许是有意识地提到《人类的由来》，因为在这部著作中，达尔文断然提出了人类和动物物种之间的亲族关系的学说。鉴于弗洛伊德对人类的自我形象所遭受的打击的特别兴趣，《人类的由来》在当时显然是一本比《物种起源》更为重要的著作，尽管后者对于进化论生物学甚至对于整个科学来说都可能是一部伟大得多的著作。
在弗洛伊德看来，哥白尼从地球中心的宇宙向太阳中心的宇宙的转变——就像达尔文的“摧毁了人们傲慢地在人与动物之间竖起的壁垒”的人类起源的理论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这与精神分析学说所获得的承认是基本类似的。弗洛伊德揭示了“有意识的自我与一个强大的无意识的关系对于人类的自我怜爱或自大是一个多么严重的打击”，正如“人类起源理论所给予的生物学的打击以及哥白尼的发现给予它的比较早的宇宙论的打击”以前对我们自我陶醉的自我形象的伤害一样（1953，19：221）。弗洛伊德认为，接受这三种理论的障碍来自情感的而非理智的原因，这因此解释了“它们的多情的特点”。他指出，“总体上说”，人们对精神分析理论都表示反对，正如“由于其神经错乱而接受治疗的个人神经病人”所作的那样。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抵制和反对——类似于从前对哥白尼和达尔文理论的抵制和反对——并不是“通常起因于反对最科学的创新那种抵制和反对”，而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强大的人类情感受到这一理论的主题的伤害。”
弗洛伊德把哥白尼和达尔文的影响与精神分析理论所受到的敌视联系起来的最著名的例子见于他的《精神分析引论》（1916-1917）第三编“神经病通论”中。弗洛伊德在这一编中论述了“人类天真的自爱和自尊曾先后从科学手中受了两次重大的打击”。自哥白尼以来，人们“知道我们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仅仅是无穷大的宇宙体系的一个小斑点”（1953，16：285）。达尔文的研究“摧毁了人类假想的异于万物的创生特权，证明人是动物王国的成员之一，而且同样具有一种不可磨灭的兽性。”但是，在弗洛伊德看来，‘对人类的自大狂的第三次也是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来自现代心理学研究，因为这种研究向我们每人的‘自我’证明，就连在自己的屋里也不能自为主宰；而且能得到少许关于内心的潜意识历程的信息，就不得不引以自满了。”
令人奇怪的是，弗洛伊德似乎从来没有从革命方面谈他本人激动人心地推翻了经典的心理学和传统的精神疗法。但是（在1916-1917）他确曾采用“对我们的科学的普遍反叛”这样一种说法。他说，这一反叛的特点是“蔑视一切学究式虚假礼仪的考虑，而且使反对者摆脱公正逻辑的一切束缚和限制”（1953，16：285）。这一说法对于革命史学家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revolt’（反叛）意味着反对既成的权威的起义和暴动，而弗洛伊德正是一直抱怨他本人的激进的和新的思想的确立和被接受遭到了抵制。
弗洛伊德充分意识到哥白尼并不是断言地球运动性的第一人。在其《精神分析引论》中，他特别指出，“[与哥白尼的体系]相似的某种东西早已由亚历山大的科学表示过了”（1953，16：285），而且亚历山大还清楚地表明，远在哥白尼之前，“毕达哥拉斯的信徒就已对地球的特权地位产生怀疑，而且在公元前3世纪，萨姆斯岛的阿里斯塔尔丘斯就曾断言，地球要比太阳小得多，而且围绕着那个天体运动。”因此，“甚至哥白尼的伟大发现……也已在他之前由人作出了。”所以，对“人类的自我怜爱和自尊”的宇宙论的打击，不是在作出“那个发现”时发生的，而是当它“获得普遍承认”时发生的。达尔文关于人类并不是“不同于动物或优于动物”，而“他本身……是从动物演化来的…与某些物种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与其他物种的联系则比较远”的理论也是与此相似的（1953，17：141）。这些结论并不只是达尔文自己作出的，而是从“查尔斯·达尔文、他的合作者和先驱者的研究”推演和总结出来的。
在如此列举和说明哥白尼和达尔文的先驱者时，弗洛伊德无论如何都不是贬低和诽谤这两个人的创造性。相反，他正是为了表达一种一般的创造力理论。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最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某个比较早的思想家，而通常在我们自觉的思想中我们也许忘记了某个人。弗洛伊德举出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路德维希·博尔恩。博尔恩1823年“三天内成为一个创造性作家的艺术”一文对自由联想的方法作了引人注目的描述，因此在精神分析中是非常重要的。当弗洛伊德认识到哈夫洛克·埃利斯宣布斯韦登博格教神秘主义者、诗人和医生加思·威尔金森是自由联想的“真正的”创制者后，这篇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弗洛伊德，1955，18：ZM）。虽然弗洛伊德完全忘记了博尔恩的论文，但他后来回忆到，“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就有人赠送给他博尔恩的著作集，而在过去五十年后，他仍然保存着这本书，而且这是他少年时代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本书。”此外，博尔恩“是他深入钻研的第一位作者。”使弗洛伊德尤为惊奇的是他发现，博尔恩在论文中论述了“舆论对我们的理智产物所表现出的潜意识的抑制力”，并且认为这种潜意识的抑制力是比“政府的审查制度”更为压抑和暴虐的。“政府审查制度”这个概念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使弗洛伊德回想起了“在精神分析中作为梦-潜意识的抑制力重新出现的‘审查制度’。”弗洛伊德断言，“因此，这个暗示也许揭示了在如此许多情况下被猜测隐藏在表面的创造性之后的潜在记忆的片断似乎并不是不可能的。”
在另一部著作中，弗洛伊德在谈到“二元（重）论[1937]”时援引了‘cryptimnesia’（潜在记忆）这个概念。“根据这种二元（重）论，一种死亡的本性，或毁灭的本性，或攻击的本能，正像具有展现在里比多中的爱欲的合作者一样是真确的”（1953，23：244）——他特别指出，这种理论并未被普遍接受。他说，当他在亚克拉戈斯的恩培多克勒的著作中偶然发现他的这一理论时，他是多么的高兴。弗洛伊德说（pp．245—247）：“我已作好充分准备为这样一个确认而放弃独创性的荣誉”。他还说（p．245），“由我早年阅读书籍的广度看，当我永远也不能断定我认为是一个新发现的东西是否有可能不是潜在记忆的一个结果时”，这尤其如此。
弗洛伊德在1923年曾说，“我在解释梦以及进行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许多新思想的独创之处，已证明是其他人曾经思考并明白地提出过的。他说，“我忽视了这些思想中唯—一个思想的来源”，“我把这个概念称作‘梦-潜意识的抑制力”’（1953，19：261－263）。他现在也许会说，“正是我关于梦的理论的这个基本的部分是……「约瑟夫]波普尔-杜克斯独自发现的”（1953，19：262；此外还请参见4：94－95，102－1O3，308－309注解，14：13－20）。不过，弗络伊德并没有接着从这个独立发现的陈述推想一个共同的来源，他也没有探究（或思索）一种科学思想的相继出现中间的不同之处而非相似之处，从而使它成为一个根本上独创性的创造。（关于这个一般性的主题，请参见科恩著作，1980。）
1956年，奈杰尔·沃克在《听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是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电台一次谈话的基础上写成的，题为“弗洛伊德和哥白尼”。在1957年和1977年重新发表这篇文章时，他把标题改为“一个新的哥白尼吗？”这篇文章过分强调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等人心理学思想对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同时指出，弗络伊德把自己与哥白尼和达尔文相比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被弗洛伊德视为“我们关于心灵概念中的一场科学革命”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技术上的进步”，这一进步以一种引人注意的方式使19世纪德国思想家们已经提出的一个概念“通俗化”。因此，在沃克看来，弗洛伊德在历史上的作用似乎像是“环球航行者”的作用，因为他们“所做的是让人们相信地球是圆形的，而不是所有‘地理学家’的论点。”所以，沃克把弗洛伊德与18世纪英国的航海者和探险者C.库克而不是哥白尼或达尔文相比。他在1957年把这个比较由C．库克提高到麦哲伦并已说：“在把弗洛伊德与麦哲伦而不是哥白尼相比时，我并不是在贬低他的成就的价值。”为辩护他的观点，他断言，像瓦特和马可尼这样的技师“对于他们下一代人的生活人式可能会产生比牛顿或道尔顿更伟大的影响”。
沃克一再发表的这篇文章有许多历史错误（例如，约翰·道尔顿推翻了“声名狼藉的燃素说”）。这样一个错误也许会使拔们注意对弗洛伊德关于哥白尼和达尔文的论述的一种普遍误解：弗洛伊德自比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事实与此相反，在弗洛伊德讨论哥白尼和达尔文的三种场合的任何一个场合中，弗洛伊德都非常谨慎地避免作一种涉及个人的比较，而是强调哥白尼、达尔文和精神分析理论及其影响的相同之处。他的传记作家恩斯特·琼斯说（1953，2：45）：“我非常怀疑是否弗洛伊德曾把自己看作是一名伟人，或者他曾把自己与他认为伟大的人——歌德、康德、伏尔泰、达尔文、叔本华、尼采——相比”。当玛丽·波拿巴曾评论说弗洛伊德是“兼有巴斯德和康德特点的一个人物”时，弗洛伊德回答说：“这是非常善于辞令的，但是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这并不是因为我谦虚和客气，而是因为事实上毫无根据。我对于我已经发现的东西有比较高的评价，但是，那并不是我自己的发现或功劳。伟大的发现者不一定就是伟人。有谁比哥伦布更多地改变了这个世界？他是谁？他是一个探险家。的确，他与众不同，但是，他并非一个伟人。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可以发现没有其意义的伟大东西，但他是真正伟大的”。
琼斯（1953，3：304）大胆和直率地“赋予弗洛伊德与达尔文相同的思想人师的地位。”琼斯实际上早在1913年就赋予了达尔文这个“非常恰当的称号”（见萨洛韦1979，4），而且在1930年对这一主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弗洛伊德的工作即精神分析的创生，是其重要性只能与达尔文的工作相比的对生物学的贡献。”萨洛韦对此讥讽地评论说（p.5）：琼斯“后来同其他弗洛伊德的信徒一道，在确立弗洛伊德随后作为一个‘纯粹心理学家’的身份和地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弗洛伊德1917年在《意象》（lmago）杂志上发表《精神分析学道路上的一个难题》一文。在该文中，他论述了对人的自我形象的三个打击（1953，17：139-143），并且大胆地提出，‘怕我在它自己的屋里也不能自为主宰。”此后不久，他的朋友和同事卡尔·亚伯拉罕“温和地作了评论”。他说，这篇论文“看上去是一个个人的文献”（琼斯1953，2：226）。弗洛伊德在1917年3月25日的一封信中答复说，亚伯拉罕说他给人留下了“理应获得与哥白尼和达尔文同样的地位的印象”时，他是“正确的”。但是他评论说，他并不想“因此而放弃这个有趣的思路”，而且因此他“至少把叔本华放在最显著的地位。”弗洛伊德在此涉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并没有直接提到他本人，但在最后一段文字中他倒介绍了他的先驱者。在陈述了“认识无意识的精神过程对于科学和生活革命[弗洛伊德用了‘momentous’]意义”之后，他接着说，“首先迈出这一步的并不是精神分析学说”（1953，17：143）。应当“视为先驱者的”还有“哲学家中的”那些人——“首先包括伟大的思想家叔本华”。弗洛伊德坚持认为，叔本华的“无意识的‘意志’相当于精神分析学的精神（心理）本能”。而且，也是叔本华“告诫人类现在仍然被它如此极力贬低或低估的它的性的渴望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弗洛伊德断言，精神分析只是“在一个抽象的[即科学的而非哲学的］基础上”“证明了”“性的重要性和精神生活的无意识”，而且“从涉及到每一个个人的重要问题上对它们作了说明。”
人们也许会认为，弗洛伊德，以及——在弗洛伊德之后——他的传记作家恩斯特·琼斯在否认弗洛伊德自比哥白尼和达尔文这个问题上过于敏感。沙科和拉帕波特（1964）发现，这种“敏感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弗洛伊德曾反复把精神分析与其他两个历史发展相提并论，如果不是把它们完全视为等同的话。”他们推测，“这两位作者和传记作家的谨慎和谦虚也许妨碍了他们对这个比较作出客观的辨明。”而且，对弗洛伊德实际所写的东西的认真分析表明，就对人类的“自我陶醉的自我形象”的（宇宙论的，生物学的和心理学的）打击而言，他并不关心自己作为一个创造者或革命者的形象。弗洛伊德关注的是这些对于地球中心说、人类中心说和自我中心论的打击的革命含义，而且，也许只能通过间接的含义——如果有的话——才能表明，他本人在科学史中的位置可能是与人们给予哥白尼和达尔文的地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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