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19世纪革命及革命概念发展的任何研究中，卡尔·马克思的思想都占有一个首要的地位。甚至很早发生而没有受到马克思影响的那些革命，人们现今也通常从一种“马克思的”观点来解释。在前面的论述中，我已经提到过马克思“不断革命”的概念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在创立公开宣布自己明确的革命目标的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性的有组织的团体方面，马克思是一个先锋。在这一章中，我的意图与其说是探讨马克思关于革命的思想或马克思的革命活动，不如说是考察卡尔·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科学变革和科学中的革命的观点的特定主题，并且把马克思关于这些主题的看法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有关思想作一番类比和对照。这一论题完全不同于对马克思在20世纪对科学史解释的影响的研究。
任何注意这个问题的人都立刻认识到，马克思既没有受过传统自然科学的专门的良好教育，而且也并不十分关心这些学科，以及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的技术内容。他的人文学的教育包括某些数学的知识，但是，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上面所列学科的任何正规训练—一比如说“高级文科中学”或大学水平的训练。在他的成年。他对生命科学的某些方面产生兴趣，并阅读了德国包括格奥尔格。毕希纳、雅各布、莫勒斯霍特和卡尔·福格特在内的科学普及者们的相当数量的著作。虽然马克思批判了这些人所主张的“粗俗的机械唯物主义”（见施密特1971，86），但他显然受到莫勒斯霍特关于“自然是一个循环过程”这种自然观的影响。马克思发现，这种自然观与彼得罗·维里的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证维里的话时，对维里的思想是赞同的。
根据被赋予“科学的”这个形容词的重要性（恩格斯及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苏联正统的著作家用这个词来描述所谓的“科学的’杜会主义或“科学的“共产主义），看一看马克思本人使用这个形容词时赋予它的含义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资本论》未完成的第四卷的草稿）的第二部分提供了一个线索（1968；见马克思，1963－1971）。在第九章（第二节）中，马克思比较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经济学。他说，李嘉图“把无产阶级看成同机器、驮畜或商品一样”，因为从李嘉图的观点看，“无产者只有当作机器或驮畜，才促进‘生产’”，或者说，“因为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生产中实际上只是商品”。马克思认为，这不是“一种卑鄙的行为”。“这是斯多葛精神，这是客观的，这是科学的”。而且，“只要有可能不对他的科学犯罪，李嘉图总是一个博爱主义者，而且他在实际生活中也确是一个博爱主义者。”
“马尔萨斯牧师”与李嘉图就完全不同了。“他也为了生产而把工人贬低到驮畜的地位，甚至使工人陷于饿死和当光棍的境地”。而且，马克思说，“在贵族的某种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时，或者，在资产阶级中保守和停滞的阶层的某种利益同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时，——在所有这些场合，马尔萨斯‘牧师’都不是为了生产而牺牲特殊利益，而是竭尽全力企图为了现有社会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集团的特殊利益而牺牲生产的要求”。马克思认为，“为了这个目的”，马尔萨斯“在科学领域内伪造自己的结论”。然后，马克思断言，“这就是他在科学上的卑鄙，他对科学的犯罪，更不用说他那无耻的熟练的剽窃手艺了”。马克思接着又说，“马尔萨斯在科学上的结论，是看着统治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反动分子的‘眼色’捏造出来的；这就是说，马尔萨斯为了这些阶级的利益而伪造科学”。
因此，马克思这里所使用的“科学的”一词的意义似乎是“无偏见的”和“真正的”，所以并不包含某种特别的研究方法或检验方法的任何直接内涵。而且，“科学的”一词似乎也不是指论题或内容中的任何特别的限制。马克思在下一个片断（第二部分，第九章，第三节）中明确了这一点；在这里，马克思举出了三个例子“表明李嘉图科学上的公正。”
在马克思的已经编辑和出版的著作中，我找不到任何对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或一般的科学中的革命，或任何科学中任何特定的革命的论述。（但是，在很多地方提到产业革命和革命性的机械或工业的发明。）我也没有能够找出马克思对科学产生进步的途径或方式的任何分析，甚或科学发现的顺序中主要事件的清单。但是，马克思就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技术和工艺的历史发展——这似乎是这一领域中对一种进化的历史的最早建议——进行了一个有趣的讨论。
许多年来，在历史学的文献中一直有这样一个传说，即卡尔·马克思曾希望把《资本论》献给达尔文，而且曾写信给达尔文征询达尔文本人的允诺，但是达尔文拒绝了他的敬意。现在可以明确的是，达尔文拒绝承受这一荣誉的一封信的草稿是写给马克思的女婿爱德华·艾威林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的确曾把《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平装本送给达尔文。这一卷同达尔文图书馆的其他书仍然保存在一起。它告诉我们一个奇妙的故事。在该书扉页的右上角题写着：
查尔斯·达尔文先生
他的真诚的敬慕者
卡尔·马克思
1873年7月16日于伦敦
莫德纳维拉斯
梅特兰公园
马克思把一本有自己题辞的《资本论》送给达尔文的决定，显然是在该书出版一段时间之后作出的，因为送给达尔文的书并不是1867年的第一版，而是1872年的第二版。达尔文没有通读马克思的这整部著作。当我在达尔文的唐恩的家（肯特）中考察时，我发现这部书只是被翻到第105页（全书共822页）。另外，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说明达尔文对马克思著作的看法（他可能有某些看法）。
马克思在《物种起源》面世（1859）八年之后于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版中没有提到达尔文。达尔文和进化论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一二版的两个脚注中（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二版问世以后，把他的一本书寄给了达尔文）。马克思只是在《资本论》的这两个脚注中直接地明确提到达尔文。在其中的一个脚注（第一卷，第十四章，第二节；参见中译本《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第一卷第379页）中，马克思引证了达尔文在比较动植物的自然器官和劳动工具时说的一段话。在另一个脚注（第一卷第十五章，第一节。参见中译本《资本论》第一卷，第409页）中，他又一次提到动植物的器官和“自然的工艺”。但是，如我们所见，在后一个脚注中，马克思提出，应当从一种进化的观点写工艺史。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称赞达尔文时是慷慨的、没有保留的。在《物种起源》出版刚刚几个月之后，在1860年12月19日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帕多弗1978，359）提到他读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即《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一书”。他称赞这本书“为我们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在一年之后（麦克莱伦1977，525）的1861年（英文版为1862年，疑为印刷之误——译者）1月16日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他重申了同样的观点：“达尔文的著作（即《物种起源》——译者）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强调达尔文“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的重要性。而且达尔文“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目的论］的合理的意义”。在1867年12月7日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谈到与“达尔文从自然史的观点证明的”相似的“社会中的转化过程”。
几年以前，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1862年6月18日；帕多弗1978，360）中说：“我重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使我感到好笑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其实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全部奥妙恰好在于这种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只应用于人类，说它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而跟植物和动物对立起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1963－1971，2：121）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他摘录了《物种起源》（1860年伦敦版，第45页）中的一段话：“下一章将考察全世界整个生物界中的生存斗争，那是依照几何级数高度繁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马尔萨斯学说对于整个动物界和整个植物界的应用”。马克思对此评论说，达尔文显然“没有看到，他在动物界和植物界发现了‘几何’级数，就是把马尔萨斯的理论驳倒了”。因为“马尔萨斯的理论正好建立在他用华莱士关于人类繁殖的几何级数同幻想的动植物的‘算术’级数相对立上面”。因此，“达尔文的著作”“也有在细节上（更不用说达尔文的基本原则了）从博物学方面对马尔萨斯的理论的反驳”。
不过，我们也不应因其在评价达尔文进化论的价值和重要意义方面的特有的洞察力而过分夸赞和相信马克思。在《资本论》出版前的一年即1866年8月7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称赞另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帕多弗1978，360－361）。他说，这本新书“比起达尔文来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那时，他正准备把这本书寄给恩格斯，所以他也可能清楚地知道它的主要内容。他说，这部书“在运用到历史和政治方面，比达尔文更有意义和更有内容。”这本受到马克思高度称赞的书就是比·特雷莫的《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巴黎，1865）。历史的评判与马克思的赞美并不一致。例如，在最近完成的十六卷本的《科学家传记辞典》中，特雷莫并没有被作为一个条目列入。而且，在权威的生物学史和进化论史著作（如博登海默，卡特，艾斯利，福瑟吉尔，迈尔，诺登舍尔德，拉德尔，辛格等人的著作）中，甚至都没提到他的名字。此外，在由乔治·萨顿、我以及我们之后的编辑们从1913年到1975年汇集并出版的国际性的《批评的科学史文献》中，也没有任何记载记录着专门探讨特雷莫生活或对科学的贡献的单独的学术论文或专著。正如律师们所说，“res ipsa loquitur”（事情不言自明）。为什么马克思对特雷莫是如此感兴趣，以致他认为特雷莫的著作胜过达尔文的著作？其中一个原因是，特雷莫像赫伯特·斯宾塞那样，显然相信进步，而这与达尔文是不同的。马克思对恩格斯解释说（同上）：“在达尔文那里，进步纯粹是偶然的，而在这里却是必然的，是以地球发展的各个时期为基础的”。
但是，恩格斯1883年3月厂日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墓前发表的演说中，把马克思同达尔文，而且仅仅同达尔文相比。他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第四版序言（1891）中重复了这一比较。他称赞刘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指出“本书[即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即以这部著作为基础。”恩格斯特别提醒人们注意摩尔根关于“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这个重要发现，认为它“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四卷第13－14页）。在为《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一篇书评（1867年12月刀日，引自施密特1971，45）中，恩格斯强调，马克思“力图在社会关系「据英文应泽为‘社会领域’——译者］方面作为规律确立的，只是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思格斯还说，“科学对于马克思是一种历史上能动的。革命的力量。”但是，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把马克思与拉瓦锡而不是达尔文相比。
马克思与达尔文的这同一个比较还见于马克思的女婿爱德华·艾威林的一本书。艾威林出版过两本书，它们是姊妹篇：《学者们的马克思》（1892）和《人民的达尔文》（1881）。在《学者们的马克思》一书的导言中，艾威林写道：“马克思对经济学的贡献正像达尔文对生物学的贡献一样”（p．viii）。这两个伟人都进行了“一种他们各自献身的学科中从未有过的概括”（p．iX）。而且，这每一个概括“都不仅使那一学科产生了革命，而且实际上也在引起整个人类思想和整个人类生活的革命”。由于这本书是在1892年写的，所以，艾威林不得不注意到，达尔文的概括“比马克思的概括被更为普遍地接受”。他认为，原因是达尔文的著作“影响到我们的思想生活而不是我们的经济生活”，因此可以“同样被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徒及其敌人接受”。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关于人们通常所了解和熟悉的科学（即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马克思没有写过多少文章或著作，而恩格斯对这些科学，这些科学的发展和革命，则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人们最熟悉的他的一本著作就是《反杜林论》（它的另一个标题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作者称（1959，9），这本1878年用德文发表的著作（第二版出版于1885年，第三版出版于1894年）决不是探讨各种科学的“什么‘内心激动’的成果”，而是相反；它是作者对“经济学、世界模式论等等的规律”感到愤怒的结果。杜林声称发现了这些规律，而恩格斯则发现，它们同杜林“所提出的物理和化学的定律”一样，是以其“谬误或陈腐”为特点的（1959，12）。在分析恩格斯关于科学中的革命的论述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该书德文的标题并没有用‘Revolution’这个词，而是用了‘Umwalzung’：Herrn Eugen Duhrings Umwalzung der Wissenschaft。无论‘Umwalzung’是否‘Revolution’的同义词——这个问题将在下面探讨——恩格斯都是在讽刺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他肯定并不认为杜林真的在科学中引起了一场革命。实际上，整个标题很显然是为嘲弄杜林而讽刺地模仿了杜林在其中抨击美国经济学家亨利·C．凯里思想的论战性著作：《凯里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865），尽管这并不是恩格斯主要驳斥的三本书之一。恩格斯嘲笑杜林在《哲学教程》（1875）中提出的主张，并且写道：“我们现在还不了解这一哲学许诺要向我们揭示的‘在自己强有力地进行变革的运动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1980，134；1959，198）。
我们早就看到，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德国有一种用德语的同义词‘Umwalzung’取代拉丁语的‘Revolution”一词的倾向。恩格斯差不多都用这两个词，似乎它们是可以互换的。从他的著作看不出，同‘Revolution’一词相比，他真的偏爱‘Umwalzung’一词。考察一下他的《自然辩证法》，就可以弄清他对这两个词的用法。《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或片断显然是在1872年至1882年这十年间写的，而且被认为包含着他关于科学的最成熟的思想。这部著作一直没有完成，而且直到1927年才得以出版（恩格斯1940，xiv）。开始的几段描述了15和16世纪发生的伟大变革，这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diegrosste progressive UmwalZung;”（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第7页）。当时，“自然科学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所以，这部著作不仅一开始就说到革命，而且在随后的段落中，显然在可以互换的意义上使用了新的德语中的词‘Umwalzung’和比较古老的法语词‘Revolution’。接着，恩格斯（同上8，9）比较了“革命的科学「revolutionare Naturwissenschaft]”与“保守的自然”之间的显著差别。尽管恩格斯是这样开始的，但是，恩格斯概述科学史（“导言”）的其他部分却没提到作为革命的伟大创新。因此，康德“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同上，12），赖尔“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同上，13），“物理学有了巨大的进步……「在」1842年，是自然科学这一部门中的划时代的一年”（同上，14），而在化学中则取得了“惊人迅速的发展”（同上），等等。这一常例的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居维叶，他“关于地球经历多次革命的理论在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实质上是反动的”（同上，13）。但是，恩格斯这里很可能是指居维叶在谈到“地球经历多次的地质学革命’对使用了‘revolution’这个实际的词，而不是说居维叶使用了无论就其内涵还是就其外延说革命的词句。
通过把《自然辩证法》中已经完成了的导言的这些开头的段落与某些初步的历史评论（同上，162－287）作一番比较，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阐明恩格斯对‘Umwalzung’和‘Revolution’这两个词的用法。在这些历史札记中，当恩格斯写道“地球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die grosste Revolution」”，并且说“自然科学也就在这一场革命中「in dieser Revolution］诞生和形成起来”而且“是彻底革命的「revolutionar”]时（同上，172），他使用了‘Revolution’而不是‘Umwalzung’一词。有人猜测，恩格斯是否因为不想如此接近地连续四次使用这个词而在他最后的草稿中把第一个‘Revolution’改为‘Umwalzung’。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恩格斯在草稿中写的只是‘die grosste Revolution’，而没有任何进一步限定的形容词；但在最后的草稿中，他不仅用‘Umwalzung’代替‘Revolution’，而且还把‘diegrosste Revolution改为die grosste progresive Umwalzung ’（同上，7）。似乎一场‘Umwalzung’是什么激进的、根本的颠覆或彻底的变革，因此可能需要一个修饰形容词具体说明它是否一次必定进步的变革。对于恩格斯来说，一场‘Revolution’将永远不需要一个形容词来体现或表达其进步的特点。
《反杜林论》中的一句话向人们表明，在恩格斯对‘Revolution’和‘Umwalzung’这两个词的用法之间作有意义的区分是比较困难的。恩格斯在这本书中写道：“当革命的风暴［der Orkan der Revoluttion」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eine stillere，aber darum nicht mindergewaltige Umwalzung」”（《马克思恩格斯选勒，人民出版社，第三卷，第301页）。这一变革「Umwalzungj就是“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revolutionierten」”（同上）。像往常一样，这里的“革命”（Revolution）是用来指法国大革命，而‘Umwalzung’则用于指称恩格斯经常说的‘di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工业革命）——虽然它的影响是用‘revolutionierten’这个动词来描述的。而且，大约在一页之后，恩格斯（在谈到罗伯特·欧文时）曾谈论‘di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工业革命）。马克思通常也使用这一术语。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还曾写过资产阶级的‘Revolution’和资产阶级的‘Umwalzung’，生产中的‘Revolution’和生产中的‘Umwalzung’（后者与前者相比，使用的频率是六比一）。
不管恩格斯著作的标题如何，《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中很少提到科学中的革命，而且，它并未向人们展示一种关于科学是如何进步的充分展开的首尾一贯的理论。在整个这本书中，在谈到科学时，“革命”（Revolution）这个词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出现在第二版的序言（1885）中。在这篇序言中，恩格斯谈到“把大量积累的、纯粹经验主义的发现予以系统化的必要性，就会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三卷第53页）。恩格斯在该书第三部分讨论生产时，又一次使用了“革命”（Revolution）这一概念。他说，“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恩格斯引证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一点。马克思在那段话中讨论了“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根据恩格斯的概括，科学丰富了“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同上，333-334）。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在这第二个例子中，提到的只是科学的革命化影响，而不是科学中的革命。
在第二版序言中，在上面我们提到的那段文字之前的一段文字中，在说到“自然科学本身也正处在如此巨大的变革过程中”时，恩格斯使用了‘Umwalzungsprozess’这个词——这似乎进一步证明了在把‘Revolution’和‘Umwalzung’用于说明变革的过程而非传统的政治革命时，两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同上，53）。此后，在嘲弄杜林时，恩格斯（同上，261—262）使用动词‘Umwalzen’来描述所谓“科学的‘更加深刻的基础的奠定’和变革，实际上对任何人来说，甚至对柏林《人民报》的编辑部来说，都是可以做到的了”，而且认为“我们只要说，吃东西是一切动物生活的基律，我们就对整个动物学实行了变革”。
因此，我们很难断定科学革命的概念，即使是名符其实地表达的科学革命的概念，对于恩格斯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甚至在一个关于自然科学中的“伟大发现”和取得的进步的片段——它在恩格斯已出版的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小册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被删去了——也没有提到“革命”「无论是‘Revolution’还是‘Umwalzung’」，而且，恩格斯在谈到达尔文对生物学思想的伟大调整和改造的许多著作中，也没有使用革命的术语或概念。在（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中）论述拉瓦锡时，没有提到“化学革命”这个短语。不过，马克思显然在科学的许多方面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关注有关科学史的问题（参见R．S．科恩1978，134－135）。
我们以上所作的引证以及其他一些论述都证明，恩格斯充分认识到科学的革命力量。有许多例证都表明他已经意识到，科学中实际上发生了革命，而且对于科学革命有许多重要的见识。例如，他认识到，科学革命的结果之一就是引起专门术语的革命（尽管他一直未能就这一主题展开论述）。但是，没有任何根据证明他曾对关于科学进步的理论或革命过程进行过认真思考，或者就这一主题写过哪怕连续两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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