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利回答说：“我不知道您提及的这段讲话，但我知道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同海湾各国没有防务协定，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支持那个地区友好国家的独立与安全……我们呼吁和平解决所有纠纷，我们认为海湾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都应该得到尊重。”凯利实际上重复了切尼前不久的外交辞令，因此难以令汉密尔顿满意。他又问道：“举例来说，如果伊拉克越过科威特边界，不管其理由如何，我们关于使用美军的立场如何？”
凯利说；“我们不能谈论这类假设，只能说这将同我们密切相关，但我们不能去讨论‘如果’。”凯利毕竟是经常到国会作证的，他用外交辞令有效地避开了汉密尔顿为他设置的一个馅饼。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说我们没有一个条约、没有一项义务迫使我们派出美国部队，这对吗？”汉密尔顿也是一个提问题的老手，他不会让凯利钻空子，而唯一的方法就是单刀直入，逼得凯利正面回答。
“对！”这一回，凯利没有躲躲闪闪，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没有一个条约。没有一项义务迫使美国派出武装部队。”李·汉密尔顿还嫌凯利的回答不够具体，他又问：“万一我们的海湾朋友因为石油问题或领土问题同其邻国发生纠纷，我们是否对其承担义务？”凯利再次强调美国与海湾国家没有防御协定，而目，“历史上，我们就避免在阿拉伯国家的边界纠纷或欧佩克的内部纠纷问题上表态”。在这里，凯利实际上再次向萨达姆保证：如果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不会干涉。巴格达通过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到了凯利的保证。萨达姆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
萨达姆一面发出战争威胁，一面又频频摇动
橄榄枝，向他的阿拉伯兄弟表现友爱，籍以掩盖
他的战争准备，并向他的对手传递错误的信息，
以达成战略上的突然袭击。
布什总统在拒绝美国情报界的警告时，就提到他自己的“国外情报源”，并说自己对他们的观点颇为信任，这让中央情报局感到十分难堪。这些“国外情报源”其实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些盟国的领导人，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沙特国王法赫德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在布什总统心目中，这些阿拉伯人应该对他们的阿拉伯兄弟萨达姆有深刻了解，他们的意见在布什总统心目中就非同一般。按常理而论，这种想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事实证明，恰恰是这些了解萨达姆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使布什总统误入歧途。这应该归功于萨达姆出色的战争欺骗。
萨达姆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凡事得慢慢来。他可能想到了希特勒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经验，那就是，绝对不能四处树敌，搞两线作战。也就是说，摊子不能铺得太大，对付敌人得一个个下手。他仔细估计了伊拉克面临的局势，从而采取了不少富于戏剧性的步骤。
首先，伊拉克在外交上频频出手，同它的阿拉伯邻国（科威特除外）签订了一系列“互不侵犯条约”，一方面树立伊拉克爱好和平的形象，一方面又藉以束缚对手的行动，如N89年3月伊拉克同沙特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1990年与巴林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科威特也曾要求与萨达姆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萨达姆拒绝了。背信弃义，大丈夫所不为！他萨达姆不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世人指着脊梁骂。科威特是他的首要目标，怎么能同它签订和约，从而捆住自己的手脚？萨达姆说什么也不干。不过，对那些可能站在科威特一边的国家，萨达姆可不敢怠慢。1990年7月底，尽管伊拉克的经济也十分吃紧，萨达姆还是派特使拜访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表示愿意向埃及提供一笔巨款，但穆巴拉克没有接受萨达姆的“好意”。如果埃及真的接受了萨达姆的礼物，那在伊拉克对科威特采取行动时，埃及只能干瞪眼。
对宿敌伊朗，萨达姆也表现出少有的“好意”。两伊战争停火对个月，双方的谈判进行了四轮，但一直没有取得进展，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给中东笼罩了一种不祥的阴影。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从1990年新年伊始，伊拉克对和谈表现出出乎意料的“热心”。萨达姆在建军69周年的大会上宣布，伊拉克“准备并且渴望向伊朗打开一扇新的高尚的和平之门”。虽然伊朗对萨达姆的建议反应冷淡，但萨达姆在阿拉伯世界却受到普遍的欢迎。阿盟秘书长称萨达姆的方案是“建立两伊相互信任和谅解的良好途径”，一些驻海湾国家的外交官评论说，萨达姆这一和平建议是1988年实现停火以来最详细、最具体的方案。4月下旬，萨达姆致函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提出两国首脑举行直接谈判。伊朗这次也作出了积极而谨慎的反应。
6月18日，两伊代表会谈，为两国首脑的会议作准备。两伊和谈出现转机，一时为国际社会交口称誉，尤其是伊拉克的高姿态更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赏。但是，善良的人们没有想到，伊拉克在两伊问题上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萨达姆的用心不久就昭然于天下。在吞并科威特后，伊拉克又采取措施，向伊朗提出一项一揽子解决两伊争端的和平建议，并且在一夜之间解决了双方争执不休的战俘问题、撤军问题和阿拉伯河的主权问题。像1975年伊拉克在伊朗支持的库尔德人的反叛下被迫与伊朗妥协一样，萨达姆在大敌压境下再次向他的宿敌屈膝。
萨达姆的目的，不外乎以下三点：1．解除伊朗所造成的侧翼威胁，集中力量对付南线；2．争取伊朗的合作，打破西方的封锁；3．安抚国内的反对势力，缓解国内矛盾，争取一致对外。由此可见，两伊和谈在1990年出现突破性的进展，实际上是萨达姆蓄谋已久的一着棋，它迷惑了人们的视线，导致人们对伊拉克作了错误的认识，并且清除了一个潜在的对手，避免了两线作战。
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萨达姆还蓄意利用了阿以矛盾。1990年3月15日，伊拉克以间谍罪处死了英国记者巴佐夫特。3月中旬英国海关截获了一船运往伊拉克的美国产高速电子电容器，并逮捕了两名伊拉克嫌疑犯，4月份，又发生了类似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在西方和以色列掀起了一股攻击伊拉克的舆论，伊拉克也对此进行了反击。4月2日，萨达姆向西方发出威胁，如果他们胆敢支持以色列用原子武器威胁伊拉克，那么，他要用化学武器“将他们灭绝”。
5月7日至9日，巴格达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声援伊拉克反对以色列和帝国主义威胁的阿拉伯大会”，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在中东制造紧张局势，企图侵略伊拉克。此后，伊拉克一直攻击以色列和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说西方所以掀起反对伊拉克的运动，就是因为它们不愿看到阿拉伯国家发展起来，号召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抵抗以色列可能的侵略，从而巧妙地把它的图谋用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掩盖起来。就这样，萨达姆利用阿以矛盾和阿拉伯世界同西方的矛盾，树立起自己反以反西带头人的形象，同时又搅乱了国际社会的视线，并借此完成了战争动员。如在入侵前两个月，伊拉克以防范以色列为名，进行了城市居民的疏散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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