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月，他又说：“有一系列的有利条件保佑着以色列，这是我们的人民在过去从未目睹过的。第一个因素是以色列国防军，我们的军队优于敌人，它为我们和我们的邻国带来了和平的希望；第二个因素是以色列政府拥有对从约旦到苏伊土运河的管辖权。”达扬自信的话语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也感染了以色列人民。在他的影响下，没有人相信以色列有什么麻烦。除非埃及领导人疯了，他才会下令跨过苏伊士运河。
事实戳破了达扬为自己营造的肥皂泡。战争爆发了，但埃及领导人没有发疯，真正发疯了的是以色列领导人。他们对即将到来的风暴熟视无睹，结果让以色列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战争没有结束，就有人要求达扬辞职。有的人指着达扬说：“你在今后一生中应当做花园工人，给阵亡战士坟墓上的鲜花浇水。”一份有60人签名的声明在报上发表，直言不讳地要求达扬辞职，为战争的失败负直接责任。阵亡将士的家属甚至指着达扬喊“杀人犯”！
应该说达标和泽拉都是非常优秀的军人。俄后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认为，泽拉是“一个具有卓越才能的人，他给上。下级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并且深受政府的尊敬”。但是，他却不是一个好的情报军官，充当情报部长更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然而，以色列政府选择了他，从而为1973年10月的灾难性的后果埋下了伏笔。一名优秀的情报部长，应该有他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尤其应该具有广阔的胸怀，能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化修正自己的观点，并适时地下达情报指令。他应该在上、下级之间充当中介，使上情下达，使下级正确理解上级的意图。然而泽拉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不仅把自己看成是先知先觉，而且还竭力影响军政决策人员的独立判断。他相信他能使以色列政治机关的所有人都信服他。他不以为自己是一个参谋，而把自己当成“以色列所有情报事务的唯一决策者”。
在赎罪日战争爆发前，以色列情报部门总共收到400份情报，说明战争即将爆发，但是这些电报因为同泽拉的概念相矛盾，被他全部扣留，结果，总参谋长埃拉扎尔没能看到这些情报。战后，他对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说，如果他知道这么多情报，他肯定会改变看法。泽拉在错误面前，还为自己辩解：“我在以色列军队服务的年月里，大部分时间是当指挥官而不是参谋官，因此我的性格……没有给我养成向上请示、求教的习惯，凡属我职权范围的事，我一般不推给上司处理。”正是这种自负的性格使他在危机迫在眉睫时仍固执己见，终于给国家酿成巨大灾难。
这一点，泽拉与他的前任亚利夫形成鲜明的对照。亚利夫为人谨小慎微，他深知情报无小事，一不小心就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尤其像以色列这样一个处于四面包围之中的小国。他在任时，每当埃及进行军事演习，他总是特别关注。因为他知道，演习和战争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别，进行演习本身就反映了决策者的意图。只要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一场演习随时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正因如此，埃及对亚利夫十分顾忌。当亚利夫在1972年退休后，阿拉伯国家总算如释重负。当亚利夫得知接替自己的将是泽拉时，他说：“现在我们是在向灾难进发了，因为以色列的军队系统由三个不懂害怕为何意的人来掌管了。”这三个被称为以色列“英雄统治集团”的人正是国防部长达扬、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和军事情报部长泽拉。亚利夫不幸而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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